2004年4月14日，國務院常務會議作出對北京、吉林、中石油3起重特大責任事故的處理的決定，接受了中石油總經理馬富才的引咎辭職申請；4月15日，北京市委、市政府同意對密云“2·5”踩踏事故負有重要領導責任的密云縣縣長張文引咎辭去縣長職務，并對14名責任人作出處理。

　　一時間，舉國震動。

　　新中國成立后，黨和政府就高度重視安全生產工作，嚴肅查處安全生產事故更是一以貫之

　　早在1950年，河南省宜洛煤礦發生瓦斯爆炸事故，174人死亡，當時的政務院分別給予省政府主席和煤礦負責人以行政和刑事處分。

　　此后，計劃經濟越來越凝固，生產經營都由國家統一安排，由于種種原因，安全生產事故被有意無意地隱瞞了，事故處理自然不可能公開進行。

　　歷史走進改革開放時代，國家發展的重心轉到經濟建設，總結我國安全生產工作經驗教訓之后，黨中央明確提出并堅持了“安全第一，預防為主”的方針，嚴肅查處了一系列特大事故。

　　1979年11月25日，原石油工業部海洋石油勘探局“渤海2號”鉆井船，由于違章指揮，冒險降船、拖船而導致翻船，造成72人死亡和國家財產的重大損失。1980年8月25日，國務院作出決定：接受宋振明同志的請求，解除其石油部部長的職務，提請人大常委會批準；主管石油工業的國務院副總理康世恩同志因負有直接責任，決定給予其記大過處分。

　　1987年5月6日至6月2日，大興安嶺發生了特大森林火災，這主要是由于企業管理混亂，紀律松弛，違反規章制度，違章作業和領導嚴重官僚主義造成的。國務院于1987年6月6日作出決定：撤銷楊鐘的林業部部長職務，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批準。同年6月23日，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決定撤銷對這次特大火災負有重要責任的董智勇同志林業部副部長職務。

　　1988年3月5日，國務院討論處理了昆滬80次列車“1.24”顛覆事故和伊爾18-222號飛機“1.18”空難事故。決定接受丁關根同志辭去鐵道部部長職務的請求，請人大常委會審議決定；給予民航局局長胡逸洲同志行政記大過處分。

　　在1994年年底召開的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上，中央領導針對當年特大事故多發的狀況，做了明確指示。隨后，根據指示精神對造成233人死亡的遼寧阜新1994年“11·27”特大火災和造成325人死亡的新疆克拉瑪依油田“12·8”特大火災事故的有關責任人進行了嚴肅處理。正像中央領導同志強調的，“不這樣做，不足以平民憤，也不會真正引起各級領導的警惕”。

　　此后，對1999年的“11·24”特大海難事故、2000年江西萍鄉“3·11”特大煙花爆炸事故、四川合江“6·22”特大沉船事故、廣東江門“6·30”特大煙花爆竹爆炸事故、貴州木沖溝煤礦“9·27”特大瓦斯爆炸事故、河南洛陽東都商廈“12·25”特大火災事故等有關責任人，包括一些負責任的黨政領導也都進行了嚴肅處理。

　　國務院302號令根據責權一致的原則，建立了事故行政責任追究制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市場經濟體制漸趨成熟，時代呼喚安全生產監管手段進一步法制化。

　　2001年4月21日，國務院頒布《關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責任追究的規定》(被通俗地稱為302號令)。《規定》是在我國安全生產形勢相當嚴峻的情況下制定頒發的，符合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和愿望。《規定》還是領導干部責權一致原則的體現，要求各級領導干部必須對安全工作盡職盡責，不盡職責就應該被追究。

　　《規定》出臺后，引起了各有關部門和地方的高度重視，廣西、江蘇、福建等地，都結合實際制定了實施細則，并嚴格貫徹落實。據有關部門對山西、遼寧、河南、湖南、廣西、四川、陜西等10個省(自治區)貫徹《規定》情況的抽查看，在當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絕大多數處分和處理都能及時落實到位，黨紀政紀處分到位率達96%。

　　2001年5月，針對陜西省連續發生三起特大安全事故，國務院給予陜西省省長程安東同志行政記過處分，并通報全國。這是《規定》頒布施行后，受到處分的第一位省部級干部，在全國乃至全世界引起了極大的震動。

　　監察部門的統計表明，自2001年4月《規定》頒布至2002年8月，全國各級監察機關共參加一次死亡10人以上各類特大事故調查207起，查結176起，1684人受到黨紀政紀處分。其中，省部級干部6人，地廳級干部62人，縣處級干部351人，科級及科級以下干部1113人，其他人員152人；移交司法機關處理340人。

　　比如，河南洛陽東都商廈“12.25”特大火災事故中，有25人受到了黨紀政紀處分，其中省級干部3人；在廣西南丹“7·17”特大透水事故中，有49人受到了黨紀政紀處分，其中處級以上干部28人；陜西省自2001年以來，查處一次死亡10人以上特大責任事故8起，處理71人，其中地廳級干部17人，縣處級干部24人；江西省2001年發生的省廣播電視局事業發展中心幼兒園“6·5”火災事故被追究責任的12人中，有3人是廳局級干部；重慶市對2001年“5·1”地質災害事故負有領導責任的武隆縣縣委書記、縣長等作出了黨紀政紀處分，同時還嚴肅追究了未及時上報事故情況的云陽縣縣委書記、縣長的責任。

　　《安全生產法》以立法的形式確立了安全生產事故責任追究制

　　司法部研究員劉武俊介紹，2002年11月1日實施的《安全生產法》是在近年來各種重大安全生產事故此起彼伏的背景下緊急出臺的，該法以立法的形式確立了安全生產事故責任追究制度，明確了政府部門、生產經營單位、安全生產管理人員和從業人員在安全生產方面的法律責任。可以說，《安全生產法》將成為遏制重大安全生產責任事故頻發的有效“法寶”。

　　山東省安監局局長孫立新介紹，自2002年11月1日《安全生產法》實施到2003年底，山東省已有2953人因工礦商貿企業事故受到處理。其中，黨政機關縣處級領導干部10人，一般干部78人。在受處理的責任人中，受黨紀處分的213人，其中撤銷黨內職務的6人，開除黨籍的3人；受行政處分的1456人，受經濟處罰的1129人，被追究刑事責任的63人。一批重特大安全生產事故責任人受到嚴肅處理。

　　2003年，安徽省依法對各類生產安全事故，特別是重特大責任事故進行了嚴肅查處，實施了有力的安全生產責任追究。據統計，安徽省有關部門給予6名地廳級、19名縣(處)級、138名科級黨政干部行政處分，9人被追究刑事責任。

　　2004年2月20日，經最高人民法院核準，廣西南寧市中級人民法院依法對原南丹縣委書記、南丹“7·17”特大透水事故瞞報事件“總策劃”萬瑞忠執行死刑。

　　行政責任追究的規定，是對各級公務人員的督促與激勵，它鼓勵有志者努力工作、勇擔責任，因為只給權力不負責任，容易使安全工作流于形式，甚至滋生腐敗。國務院日前對三起重大責任事故的處理，一方面體現了“以人為本”和“執政為民”的理念，另一方面也是嚴格執法的表現，有利于廣大干部和職工群眾牢固樹立“安全第一，預防為主”的意識。

　　(來源：工人日報，作者：王法艦、張廣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