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12月11日電 題：中國式現代化為何是在歷史接力與體系競爭中前行？

　　作者 田飛龍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北京黨內法規研究會常務理事

　　編者按：

　　現代化，一場跨越數百年、關涉五大洲的全球社會大轉型，貫穿經濟、科技、政治、文化等各個領域，給世界帶來巨變。中國，無疑也是這歷史進程中的一部分。

　　經過百年奮斗，中國的現代化蔚然成潮。中共二十大報告正式提出“中國式現代化”，為何是現代化模式的創新？其本質要求究竟為何？為何能打破“歷史終結論”？“東西問”特稿專欄藉此推出“讀懂中國式現代化”專題策劃(二)，將圍繞“中國式現代化的世界意義”進行解讀。

　　中共二十大報告提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判斷具有重要的價值奠基與制度實踐指南意義。“中國式現代化”成為二十大的“思想名片”和“制度名片”，成為中國發展經驗與智慧的總括性框架。

　　11月中美元首在印尼巴厘島舉行會見，中方清晰闡明對民族復興與全球治理的系統主張和方案，世界各國對中國式現代化與全球可持續發展的深度關聯抱有積極理解和期待。中國式現代化不僅是民族復興的基礎，更是全球經濟復蘇與全人類和平發展的生機。

　　現代化是一種世界歷史命運，也是人類文明的必然進程，但各國各民族如何完成現代化？如何在價值和制度的雙重層面實現民族性與現代性的本國均衡解？如何在西方先發的現代化模式及其霸權話語下實現自主發展道路的探索與定型？這是對非西方文明、民族與國家的規范性乃至生存性挑戰。“中國式現代化”就是中國應對上述挑戰的基本回答，也是人類現代化探索進程的新篇章。

　　東方與西方：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

　　現代化(Modernization)本身是一個西方概念，是西方現代性(Modernity)在觀念和制度上自我成熟與擴展的歷史過程。現代化以現代性為價值基礎和制度導向。現代性本身具有清晰的歷史屬性和批判意識：其一，現代性相對于古典性(Classicality)而言，是對西方古代文明及其價值與制度體系的批判性重構，是以個人理性為內核的文明形態塑造；其二，現代性在本質上是對諸神的放逐與對“全人”的理性界定和升華，人權與民主成為現代性的政治本體要素；其三，現代性在西方首先成熟和體系化，并通過殖民主義和霸權主義方式實現了全球化，造成“西方文明中心論”和“文化等級制”；其四，西方現代性與現代化過程在其內部范疇具有理性批判精神和多元性(如歐陸現代化、英美現代化等)，但對非西方文明及其國家民族則具有文化壓制性和模式強制性(西方在其內部是“復數”，但在其外部卻是“單數”)，這是西方霸權及其雙重標準的歷史與精神來源。

　　中國文明與政治體系自成一體，在漫長的古代史進程中不僅完成了自身的思想與制度成熟，而且以天下體系的方式塑造出對周邊族群和不同文化的“協和萬邦”體系，持續進行著文化輸出、交流、互鑒，提供力所能及的和平與安全。但從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的大一統國家秩序與天下體系的協和秩序遭到已基本完成工業革命和現代民主制度建構的西方列強的殖民侵略與壓迫，從而開啟了中國近現代史的雙重進程：一方面是模仿西方的現代化進程；另一方面是在文化與制度上艱難探索自主現代化道路的進程。隨著救亡圖存成為民族的集體生存意識，現代化已是唯一的救國救民之道。但中國現代化的道路到底如何走、現代化命運到底會如何？這些問題的答案并非不證自明。

　　從中國現代化百余年的歷程來看，思想與制度路線的競爭和探索一直在進行。就現代化的理解和實踐而言，中國現代化精英展開了前后相繼的道路探索，大體包括：其一，以洋務運動為代表的物質(器物)現代化，其指導思想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理論檢討的范圍僅限于中國的物質技術落后，但洋務運動遭到了甲午戰敗的挫折；其二，以戊戌變法為代表的制度現代化，其指導思想為康梁維新派的變法改制論，理論檢討范圍限于制度層面，主張以君主立憲制實現現代化突破，但變法失敗，革命繼起；其三，以新文化運動為代表的文化現代化，有鑒于物質、制度層面現代化探索的挫折，中國的現代化精英尋求向中國文明更深處批判與革命，其指導思想是新青年文化革命理論，實踐遺產是五四運動，提出了中國現代化的民主命題和科學命題。

　　由此可見，中國現代化精英對現代化道路的探索確實呈現了一個由表及里、由淺入深、不斷試錯、逐步進化的過程，從而在現代化思想啟蒙、社會運動與制度創新層面為革命性的變革準備了基本條件。

　　中國式現代化顯然離不開中國文明的自有基礎，更離不開中國近現代過程的接力探索，上述從物質到制度再到文化層面的現代化思想與實踐運動，是一個前后相續、接力超越的歷史綜合過程，最終匯聚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基礎和實踐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序言，就是對中國式現代化之歷史背景、探索過程及價值與制度成效的權威而科學的總結。

　　處境與競爭：中國式現代化的自覺

　　作為對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接力探索，中國式現代化也是自我完善與惠及人類的歷史過程。現代化存在“西方中心論”迷思，其精神根源在于：其一，從歷史發生學上，西方現代化是人類現代化第一個成體系的思想與制度成果，是第一個被實證且行之有效的完整體系，由此帶來西方的自信與非西方的自卑，這種結合偶然但持久，現代化是去魅化，但西方現代化成為非西方的新魅惑來源；其二，從文化領導權與霸權利益上，西方通過將自身現代化加以普適化而持續收取非西方的經濟紅利和文化紅利，非西方的市場、制度與文化被西方強制性格式化與重新編碼，非西方文明及其政治存在逐步成為一種喪失主體性與平等競爭資格的依附性存在。

　　非西方之自主現代化內含的主權意識、民族文明意識和全球競爭意識，本來是西方現代化的起源密碼，卻在西方現代化霸權轉化過程中成為非西方民族的探索禁忌。西方式現代化具有內在無法克服的精神自負與霸權基因，從而決定了中國式現代化未來進程的基本處境。其一，西方式現代化的精神條件是一神論和“西方中心論”，原則上不允許出現非西方的體系性挑戰者，美國將中國定義為唯一的體系挑戰者和主要對手，這是西方式現代化邏輯的必然結果；其二，西方式現代化從16世紀以來累積五百年而成的全球霸權體系及其利益網絡，是西方文明及列強群體竭力守護的遺產，影響著整個西方世界與全球秩序，故西方霸權的保衛戰在精神動員與協調行動上雖有分歧，但共同利益更為凸顯；其三，殖民主義與后殖民主義對非西方世界的復雜滲透、支配及其思想與制度改造，其深刻程度出乎預料，要對西方式現代化進行基本價值和制度上的制衡與競爭，其理論難度和實踐難度需要充分評估與周全應對。

　　中國與世界：中國式現代化的新意

　　中國式現代化是一個具有歷史綜合性的理論命題，也是與民族復興相伴而行的實踐命題，更是民族性與現代性在中國文化和政治場景下的全新均衡解。中國式現代化致力于民族復興與人類和平發展相互結合的文明新形態的結構性和體系性探索，也是中國走向世界舞臺中央的基本姿態。

　　從中國式現代化的制度圖景和要素來看，有著自身文明根基、實踐理性和全球治理的系統方案：其一，國情和文化要素，包括人口規模巨大、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等，凸顯對大一統智慧的傳承和責任，以及對人與自然關系的東方文化理解與守護；其二，社會主義要素，包括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富裕、豐富人民精神世界、高質量發展與全過程人民民主，其精神性、公平性、發展性與民主性的整合及結構化，是社會主義優越性的實踐驗證和體系化落實；其三，全球治理要素，包括人類命運共同體和人類文明新形態，更是對天下主義當代性、和平發展核心價值觀的知行合一，是中國智慧與中國方案的理性參與和貢獻。

　　總之，中國式現代化是立足自身文明和民族性而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思想和制度體系，絕非復古主義、民族主義或霸權主義，而是民族復興與人類文明新形態的規范性創新和實踐性呈現。中國式現代化的未來進程，必然繼續在歷史接力和體系競爭中前行。(完)

　　受訪者簡介：

　　田飛龍，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研院/法學院副教授，一國兩制法律研究中心執行主任，碩士生導師，北京大學法學博士，北京黨內法規研究會常務理事。曾赴瑞士弗里堡大學聯邦制研究所短期訪學(2009.8-2009.9)及擔任香港大學法律學院Leslie Wright Fellow(2014-2015)。主要研究方向為憲法與政治理論、比較法與全球治理、港澳基本法、涉外法治。兼任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海峽兩岸關系法學研究會理事等。譯有《聯邦制導論》《美國革命的憲法觀》等12部譯著。著有《現代中國的法治之路》《香港政改觀察》《政治憲法的中國之道》《香港新秩序》等8部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