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托育破解年輕人“帶娃難”

　　當前，“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是不少年輕家庭的“急難愁盼”。雙職工家庭、老人不能幫忙、保姆費用昂貴，這時，誰來幫助帶娃？如何滿足年輕父母的托育“剛需”？近期，國務院辦公廳出臺的《關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的若干措施》(以下簡稱《若干措施》)為解決年輕人托育難釋放了哪些重磅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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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和中青校媒記者在最新一期《青年茶座》節目中，實地“探班”北京、江蘇、內蒙古等地的托育園，看各地為解決“帶娃難”出了哪些“新招”“實招”。

　　生娃之后，岳連香開始全職帶娃，這種生活持續了一年兩個月。

　　今年年初，岳連香驚喜地發現，她居住的北京市西城區椿樹街道里開了一家托育園。經過幾個月的考察，她和孩子爸爸商量決定，把1歲兩個月的寶寶送到這家“開在家門口的托育園”，她能夠重返職場。

　　岳連香帶娃的經歷，是無數有著托育“剛需”的年輕寶爸寶媽的真實寫照。

　　今年6月15日，國家衛生健康委人口監測與家庭發展司司長楊文莊在2024年全國托育服務宣傳月啟動儀式上介紹了一組數據：我國現有近3000萬名3歲以下嬰幼兒，調查顯示，超過三成的嬰幼兒家庭有入托需求。

　　日前，中國青年報社、中青在線推出《青年茶座》節目，采訪年輕寶爸寶媽對0-3歲孩子托育的期盼，“探班”北京、江蘇、內蒙古等地的托育園，并采訪專家解讀《若干措施》中釋放的重磅信息。

　　送孩子去托育園，還是全職在家帶娃

　　生娃前，岳連香是一名心理咨詢師，業務過硬，客戶信任，她頗有職業成就感。孩子出生后，“誰來帶娃”的苦惱隨之而來。家里老人因身體原因，不便幫助帶娃。經多方權衡，岳連香選擇放下工作，回歸家庭。“帶孩子的日子很瑣碎，也很幸福，但我偶爾還是會想起自己工作時的狀態。”岳連香說。

　　今年，90后北京寶媽魏玉霞的寶寶開始上幼兒園，她笑稱，自己“挺”過了孩子3歲以前“帶娃難”的時光。

　　和很多年輕父母一樣，魏玉霞和丈夫的工作很忙，“我們當時在家附近沒有找到合適的托育機構”。沒辦法，魏玉霞只能拜托母親從家鄉陜西千里迢迢來到北京，幫自己解決帶娃難題。母親的到來緩解了魏玉霞的燃眉之急，但家里地方不大，更加擁擠起來。

　　孩子1歲半的時候，江蘇寶爸左沛雷把寶寶送到太科城(新安)立寶托育中心。左沛雷說，從送娃入托的這一天開始，他和妻子終于從帶娃焦慮中“解放”出來。

　　去托育園之前，娃是整個家庭的核心。左沛雷坦言，自己和妻子“好多工作都做不了，至少得有一個人全身心地放在孩子身上”。帶孩子成了這個家的頭等大事。

　　請保姆費用高、老人腿腳不便，夫妻倆把目光“投”向托育園。經過幾個月的考察，左沛雷發現，很多托育機構不招收小月齡的寶寶，他感嘆，“為兩歲以下的寶寶找到一個合適的托育園太不容易了”。

　　提及選擇托育機構要考慮哪些因素時，90后內蒙古寶媽白樺直言，托育園的照護水平及服務質量是首要因素，其次是價格。

　　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史毅結合多年調查研究指出，家庭送托意愿不強主要源于托育園價格高昂、距離較遠及托育服務質量參差不齊等多重因素。“特別是價格問題”，史毅提到，如果托育服務的價格居高不下，甚至接近或超過女性職業收入，會使得一些女性寧愿放棄工作，選擇留在家里照顧孩子。

　　史毅表示，應把托育價格降下來，按照普惠托育服務政策設計的初衷，有效減輕女性在職業發展和就業方面的負擔。

　　普惠托育支持政策為寶爸寶媽解“心結”

　　在史毅看來，2024年是普惠育幼服務體系建設的關鍵之年。

　　今年7月，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中提出300多項重要改革舉措。針對解決年輕人“帶娃難”，《決定》提出，“加強普惠育幼服務體系建設，支持用人單位辦托、社區嵌入式托育、家庭托育點等多種模式發展”。

　　9月，國家衛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向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一次會議作《國務院關于推進托育服務工作情況的報告》，其中提出，下一步我國努力實現“十四五”期末千人口托位數4.5個的目標任務。

　　10月，國家發展改革委、國家衛生健康委印發《關于進一步完善價格形成機制、支持普惠托育服務體系建設的通知》，首個國家層面托育服務價格政策文件出臺。

　　同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若干措施》，被視作從國家層面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的重磅文件。

　　一系列國家頂層設計政策的出臺，為解鎖年輕人“帶娃難”給出更加明確的解題思路和可操作路徑。

　　在史毅看來，《若干措施》是未來加強普惠托育服務體系建設的“行動指南”，將切實解決年輕父母們遇到的托育難題。

　　《若干措施》公布后，史毅了解到不少年輕人對于托育政策有了更多期待。他說，現在的年輕父母期望更便捷、更高質量、更多托位、更加靈活的普惠托育服務。

　　“價格高”是不少年輕父母選擇托育機構時難以跨越的一道“檻”。這也是國家層面一直著力解決的重點。

　　2019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促進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服務發展的指導意見》，其中強調“家庭為主，托育補充”以及“政策引導，普惠優先”原則。而此次《若干措施》中提出“著力增加公建托位供給，提高公建托位占比”，這意味著托育服務從原來的非基本公共服務，向以公辦的服務體系建設發展轉變。這一變化，釋放了國家越來越重視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的信號。

　　史毅認為，值得關注的是，此次《若干措施》中提出降低托育服務的價格，意在讓年輕父母對孩子托育“送得起”。

　　史毅表示，有效推動普惠托育服務體系建設，要加大政府和財政投入力度，通過多種補貼形式降低價格。他強調，“降低價格并非意味著降低托育服務質量，而是在確保并提升服務質量的前提下，合理調整價格結構”。

　　今年，財政部和國家衛生健康委組織實施中央財政支持普惠托育服務發展示范項目，助力普惠托育事業發展。內蒙古通遼市、河南洛陽市、云南大理州、新疆伊犁州等15個地區入選。

　　除此之外，《若干措施》還回答了如何增加托育供給的問題。史毅之前去各地調研時常會被問到：現在托育機構如雨后春筍般涌現，但許多地區的托位使用率卻并未隨之提升，還要不要再繼續建托育機構？如果要再建的話，建多少？怎么建？在史毅看來，《若干措施》中提出要“增加普惠托育服務供給”，解答了基層的這些疑問。

　　“這意味著未來將進一步整合各方資源，按照實際需求進行供給規劃。”史毅解釋說，今后應充分整合利用已有的托育機構、幼兒園、婦幼保健醫院及醫療機構、社區公共空間等資源，建設更加靈活、更能滿足年輕父母不同需求的普惠托育服務體系。

　　不負所“托”，加快普惠托育服務體系建設

　　一系列政策連續出臺，加強普惠育幼服務體系建設成為高頻詞，釋放出強勁信號。這讓和岳連香一樣的年輕父母對建成高質量普惠托育服務體系的愿景充滿期盼。

　　回想自己為孩子挑選托育機構的過程，岳連香感受頗深。她說，現在不少托育園，教師流動率大，專業性不強，家長很難放心把這么小的孩子送托。她更加期待，國家出臺相關政策從制度上完善托育人才隊伍建設。

　　0-3歲嬰幼兒被看作是社會中“最柔軟群體”。史毅認為，構建高質量的普惠托育服務體系需要社會多方共同發力，給“最柔軟群體”以堅實的守護。

　　如今，針對嬰幼兒托育服務的不同需求，全國各地因地制宜進行有的放矢的探索。

　　為了幫助年輕父母實現“帶娃、上班兩不誤”的“理想態”，江蘇無錫將托育園開到了辦公樓門口。江蘇無錫太科城(新安)立寶托育中心負責人丁杰記得，托育園剛“亮相”太科城產業園時，在園內上班的年輕職工紛紛前來“圍觀”，并主動“帶娃體驗”。“我們現在照護的年齡最小的孩子只有6個月大，媽媽幾乎是出了產假就把孩子送來了。”丁杰說。

　　在北京市西城區椿樹街道小小椿芽托育園，附近的家長們實現了“家門口寄娃”，享受到高質量的托育服務。北京市西城區椿樹街道辦事處副主任牛琳娜分享了發生在托育園里的一件趣事，“剛開園時，一些孩子的爺爺奶奶擔心托育園里的老師帶不好娃，常常背著寶爸寶媽們來‘搶孩子’。但隔了幾周后，看到孩子們被帶得很好，有了成長變化，他們放心了，主動把孩子送到托育園里來”。

　　牛琳娜關注到，一些各具形態的托育新模式正不斷涌現出來。北京市西城區椿樹街道香爐營社區的居民自發成立了香·未來共享媽媽互助成長驛站，針對小區周末、假期及臨時無法照料孩子的家庭，打造共享媽媽互助托管班，實現“互助帶娃”；北京、廣東、浙江等地在試點老幼共托模式，一站式解決居民養老、托育兩大難題，幫助“上有老下有小”家庭緩解后顧之憂。

　　山東煙臺辦的家庭托育點令史毅津津樂道。他前去調研時，附近不少家長為這種“樓上樓下”的托育服務點贊。

　　山東濟寧在企業開辦托育班，黑龍江發展起家庭托育點，上海形成以幼兒園托班為主體、普惠性資源為主導的托育服務體系……這些探索讓寶爸寶媽的帶娃“心結”逐漸解開。

　　看到全國各地蓬勃展開的托育服務創新實踐，岳連香深受觸動，她感到從國家政策層面到各地都在努力解決“帶娃難”，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給年輕父母更多助力，這讓她感到更有信心、更踏實了。

　　“我希望社會各方共同構建一個更加包容、專業、高效的托育體系，讓愛與關懷伴隨每一個孩子的成長之路。”岳連香說出了年輕父母的共同心聲。

　　(中青校媒記者賈世淼對本文亦有貢獻)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溫維娜 朱儀杰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