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鄧麗君有一段跨越海峽，久遠而奇特的交往。

　　上個世紀70年代末，在我國內地，人們的觀念還比較傳統，不管是我國港臺的還是西方的流行音樂，包括鄧麗君的歌曲在內，都一概被視為“靡靡之音”。

　　1978年，我從中國大陸到美國訪演。在此之前，我已經從短波收音機里偷偷地、經常地收聽鄧麗君的歌聲了。當然，那時在大陸還沒有任何鄧麗君的音像資料，更不要提電臺、電視當中出現鄧麗君的音樂。我在美國的唱片店買到了幾張鄧麗君的黑膠唱片。我們都知道，當時出國人員回國過海關的時候，行李都會被翻得底兒朝天地檢查，而因為我是全國人大代表，有外交護照，進出海關可以免檢，所以我可能是把鄧麗君的唱片帶進大陸的第一人。

　　唱片帶回來以后，各方面的朋友都聞風而來，到我這兒來搶著聽這幾張唱片。我還把這張唱片拿給葉劍英元帥聽過。他其實并不認識鄧麗君這個人，聽過曲子，看過歌詞后，他說了一句話：看來我們還是需要一些輕音樂、流行音樂了，要有一點情歌，不能都是戰斗的、革命的，江青搞的那一套應該要改變了。后來，小平同志的子女，當時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子女，一些著名音樂人士包括搞古典的音樂人士也都聽過我帶來的這些唱片。

　　不久后，我開始跟鄧麗君聯絡。我們聯絡的方式就像電視劇《潛伏》的方式。我通過一個香港的朋友給鄧麗君帶了個口信，說我非常喜歡她的歌曲。鄧麗君十分高興，也是托這個朋友，給我帶了她新錄的盒帶——當時剛剛出現盒帶，還有她的一張照片和一本畫冊，上面寫著我的名字，也簽上了她的名字。從那時候開始，我跟鄧麗君有了秘密的交往，但主要是通過口頭的，都不太敢常常通信，我寫的信也大都是通過朋友經由香港帶給她。鄧麗君的父親是國民黨的一個退役軍官，當時這還是很敏感的政治問題，如果我跟鄧麗君私下的交往被發現了，可能就是重大的政治問題了。

　　1990年我到香港定居。在鄧麗君去世的前一年，我們終于得以在香港謀面。當時她已經風靡內地，我希望內地的青年人，這個中國最大的聽眾群體，能夠面對面地聽她唱歌，因為從專業的角度出發，我非常欣賞她的音樂。為了把她的音樂進一步升華，當時我設計了一個方案，就是邀請大的交響樂團和合唱團為她伴唱，請她到內地來開大型演唱會。我跟她在香港見面的時候，還有現在已經去世的著名音樂人黃霑先生。當時黃霑也動員她到內地來。鄧麗君以前都是電子小樂隊伴唱，我說讓交響樂團、大合唱團給她伴唱，她聽后非常激動，眼睛都亮了。她從來沒有想到她的流行通俗音樂可以用跟交響音樂、古典音樂、傳統音樂互相結合的方式來表現。所以她當時就說，很希望到內地，讓更多的人來聽她的歌聲。她說：“我馬上就要離開香港，我也回去考慮考慮，你也回去考慮考慮，我們怎么能夠把這件事情真正落實，我過些時候還會來到香港，我們再詳談和落實。”可是不久之后，她突然間仙逝。大家都知道，她是發哮喘，沒有得到及時的搶救。

　　雖然我是搞古典音樂的，但是我認為音樂要多元化，既要有古典的、傳統的音樂，也需要通俗的、流行的音樂。廣大群眾，特別是青年人需要娛樂，既要有大歌，也要有小調。古典音樂有優劣之分，通俗音樂包括流行音樂也有優劣之分。迄今為止，鄧麗君在華人音樂界仍是無可比擬的、最杰出和卓越的流行歌手。在中國近代音樂史上，她是一個承上啟下的巨星，除了給華人帶來廣受喜愛的歌聲，她還把中國的音樂傳到了日本，傳到了東南亞，甚至傳到了西方世界。老外如果知道中國歌，那多半也是《小城故事》或《千言萬語》。

　　今年5月8日，是鄧麗君逝世15周年，鄧麗君英年早逝令人惋惜和遺憾。本來今年5月8日，我們大家都應當還能聽到鄧麗君本人的歌聲，可惜她過早地離開了我們，離開了千千萬萬的歌迷。我認為，迄今為止，在華人流行歌手中，特別是流行女歌手中，還沒有出現能夠超過鄧麗君的人。

　　劉詩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