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首屆蔣介石研討會召開始末

　　“我們沒有背景，是國家在進步，已經有勇氣與雅量對待各種歷史觀點”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陳雪蓮發自北京 4月10日到12日，一場名為“蔣介石與近代中國”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在蔣介石的故鄉浙江順利舉行，這是大陸首次以蔣介石為對象的國際研討會。

　　這場討論會邀請了來自美國、日本、韓國及兩岸三地專門研究蔣介石的50余位學者，包括中正文教基金會副董事長蔣方智怡、臺灣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蔣永敬、日本東京大學副教授川島真以及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員宋曹琍璇等。

　　“因為規模所限，謝絕了不少要求與會的學者，這是小遺憾。”研討會組織者、浙江大學蔣介石與近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陳紅民告訴《國際先驅導報》。

　　三次申請歷時八年

　　“蔣介石這么一個有爭議的人物，現在能在大陸地區心平氣和地討論研究，非常不容易。”在研討會結束時的總結中，來自臺灣的國民黨黨史館館長邵銘煌這樣感慨。

　　邵銘煌的話說出了眾多與會者的心聲，此前，很多人都不相信會議真的會在大陸舉行，因為放在幾年前，學術界想申報有關“蔣介石”的研討會，根本批不下來。

　　2003年退休的浙江大學教授歷史系楊樹標是老一輩蔣介石研究專家，他體驗過申報蔣介石研討會的困難。2002年，楊樹標去美國夏威夷參加學術會議，一同與會的臺灣故宮博物院前院長秦孝儀向他表示，臺灣愿意出錢跟大陸合辦一個蔣介石的研討會。

　　回國后，楊樹標就舉辦蔣介石研討會向有關部門申報了兩次。“第一次是從夏威夷回來后，我們以浙江省檔案局檔案學會的名義向上申報，一年后，我們與浙江省臺辦一起合作申報。”但是，兩次申報都沒有成功，“(有關部門)認為打出蔣介石的名字太過明顯，不予批準。”

　　2007年1月，浙江大學蔣介石與近代中國研究中心成立。“當時目標之一就是召開一次蔣介石為主題的國際學術會議，推動相關研究的交流與合作。”陳紅民說。他坦言，當時只是把這一目標看作一個遙不可及的愿景。不過，出乎陳紅民意料的是，2009年6月，他向有關部門提出申請，很快即獲得同意批復，今年4月會議結束，前后不到10個月，“通常國際會議的周期在一年左右。”

　　在陳紅民看來，這次會議申辦成功，說明民國史研究與蔣介石研究的學術環境大為改善，它釋放出來的信息必將促進相關領域學術研究更快的發展。

　　今年1月，陳紅民前往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抄閱蔣介石日記期間，美國華文報紙《世界日報》采訪了陳紅民。當時記者反復追問他，大陸是不是真要開蔣介石的學術會議。

　　“他們不相信——實際上，國內的一些學者也有不相信的，問我們有什么樣背景。”陳紅民對記者強調，“我們沒有背景，是國家在進步。中國大陸學術氣度比過去好了很多，對歷史問題實事求是，改革開放這么多年，已經有勇氣與雅量對待各種歷史觀點。”他說的這段話最后被《世界日報》刊出。

　　從“險學”到“顯學”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民國史研究經歷從“險學”到“顯學”的突飛式發展，而民國史研究中以蔣介石研究居多。

　　去年，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辦的“民國人物與民國政治”國際學術討論會上，十七篇論文中有十五篇研究蔣介石。“蔣介石是民國時期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討論民國政治、軍事、外交，都繞不過他。甚至，蔣介石研究的水平在某種程度上是民國史研究的標尺。”陳紅民說。

　　事實上，學術意義上的蔣介石研究起步不久，許多課題有待開發。多年來，蔣介石作為一個政治符號出現，是與“國民黨反動派”聯在一起，“如何將他回歸到個體，將他個人行為與政黨行為、政府行為區分，是未來研究的方向之一。”陳紅民說。

　　陳紅民1984年大學畢業，是大陸首批民國史研究生，當時整個民國史研究一片空白，學者手頭的研究材料只停留在中共黨史，而且長期以來的學術政治化，令很多學者也對蔣氏研究望而卻步。

　　1988年，中山大學歷史學教授袁偉時為寫作一篇長達4萬字的蔣介石早期思想研究的論文，在圖書館搜尋著布滿灰塵的蔣氏資料——這些來自“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和臺灣的資料”，只能通過館內的熟人關系查詢內部工作目錄卡才能看到。然而這篇論文并沒被發表。

　　1992年，作家葉永烈欲在大陸出版新作《蔣介石和毛澤東》，但僅書名就未能通過審查，當時的理由是“作為大資產大買辦大官僚的代表蔣介石，怎么能和毛主席相提并論？”

　　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一些專家均表示，大陸首屆蔣介石研究會的召開，有助還原蔣氏，也有助于加強兩岸的相互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