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公寓的柜子里，導演王全安把剛從柏林電影節捧得的銀熊獎和三年前憑借《圖雅的婚事》奪得的金熊獎擺在一起，偶爾還會拿出來當“啞鈴”練練手勁。目前，國內導演中只有他的陜西老鄉第五代導演張藝謀擁有同樣一對“啞鈴”。

　　雖然屢獲國際大獎，但王全安低調、溫和，平時極少出現在公眾視野之中。他的經歷頗具傳奇性，最初他是舞蹈演員，因愛上一個法國女友走上電影之路，他和影星余男曾經的十年愛情、合作，也傳為影壇佳話。近日王全安接受了本報記者獨家專訪，坦言：“不想做一個自說自話的大師，只想做一個拍電影的手藝人。”他透露，自己目前除了忙于獲獎影片《團圓》4月在國內上映事宜，還正在籌備一部類似《末代皇帝》的文藝大片。

　　“擒熊”電影都拍得倉促

　　記者：柏林電影節重視政治背景，你先后兩次獲獎，最主要的因素有哪些？

　　王全安：《團圓》能夠獲獎，我覺得首先是因為誠實地講述了一個家庭的境遇，一個退伍的國民黨老兵晚年重回上海尋找自己失散多年的妻子，卻給妻子現在的家庭帶來一系列沖突。這個境遇是因為戰爭造成的，對柏林這個城市來說，這種境遇有著相似的特殊意義。20年前柏林墻倒塌，柏林人團圓了，但仍然面臨很多問題。當然，柏林電影節對中國電影的支持很明顯，從第五代導演張藝謀直到現在，對中國電影一直有推動作用。對個人來說，我一直想擺脫“東方情結”，讓政治背景跟電影不要有太深的關系。“東方情結”不是指中國特色，而是世界對我們的界定或偏見。因為政治背景而被關注，這對導演其實是一種遺憾。我希望電影能超越政治上的偏見，實現情感上的溝通，我一直在做這種努力。

　　記者：《圖雅的婚事》、《團圓》算是你的代表作嗎？你真正想拍的是什么電影？

　　王全安：這兩部電影都不是我積蓄很久拍出來的電影，都拍得比較倉促。當初想拍《白鹿原》沒有拍成，就嘗試拍了《圖雅的婚事》。這就像練功夫，試一下自己的感覺。《團圓》也是這樣，本來想拍一部上海題材的電影，發現上海題材很難拍好，就先拍了《團圓》來增加對上海的了解，為將來拍電影做準備。

　　我覺得現在我到了拍電影的最佳狀態。之前我對外部環境仍然有困擾，比如藝術片流行批判，但我認為藝術作品要創造美感，一定是贊美的。批判有其局限性，因為好的作品是全人類的，在價值上是共通的。我的電影核心價值是悲憫，而不是批判。

　　和余男分手仍可合作

　　記者：在你所有的電影里，女性都是最重要的主角，面臨不同的困境。這一點跟張藝謀有點相似。為什么偏愛女性視角？

　　王全安：我覺得女性對家庭的支撐作用是巨大的，尤其是艱難的時期。我比較尊重女性。男人做大事，根本上是一種對權力的欲望和野心。但過大的權力并不能讓人過得很幸福，我想表達的是普通人的生活。從人物立意上講，我跟張藝謀差別很大，他的電影里的女性往往在被男性淹沒的世界里掙扎，我更多從女性自身的角度來看待她們的感受。

　　記者：現實生活中，從最早的法國女友到合作十年的余男這兩位女性對你的電影影響也很大，對嗎？

　　王全安：愛情能催發藝術創作。談戀愛時要贊美一些東西，連平時最沒藝術細胞的人也會搞一些藝術式的活動。我覺得在藝術創作上，信仰是第一大動力，愛情是第二大動力。很少有人達到信仰的層次，絕大部分人都在愛情的檔次上，我也一樣。藝術是想像力、直覺，伴隨著情感活動，不是理性的，否則就成了做學問。

　　對我和余男來講，電影是緣分。我最早是從導演的身份去接納她，后來產生了感情。她能當上柏林電影節評委，說明我曾經的判斷是正確的，這讓我很欣慰。雖然我們現在分開了，以后只要有合適的角色，我跟她合作不是問題。

　　不拍商業片我也過得很好

　　記者：現在國內藝術片生存空間很小，第六代導演也大多轉型拍商業片。

　　王全安：現在靠電影生存不是問題，不同類型的影片都應該存在。從藝術片來說，一個導演建立了自己的視角，觀眾就會信任你，輕易改變會傷害喜愛你的人。不同類型的影片在世界觀上差別很大，比如張藝謀拍的藝術片多是平民視角，到了《英雄》等商業片卻成了帝王視角，否定了自己以前的價值觀。我不贊成這樣轉型拍商業片，除非你覺得錢特別重要。我想這不是迫于生計，為什么要去拍商業片？是為了更大的權力、資本嗎？這樣做對藝術是很致命的，因為藝術要求誠實。

　　記者：你有機會拍商業片，卻堅持拍藝術片，找投資困難嗎？

　　王全安：我不會隨便去拍商業片，我的生活一直過得很好，比很多商業導演都過得好。我不反對商業片，但希望商業片有好的票房也要有藝術品質。電影畢竟是文化產品，文化意義要比商業更有價值。現在社會流行投機取巧，我們的電影商業模式也過于簡單，把成本過多地投入到明星、場面上，而劇本內容卻不受重視，投入不合理。

　　我找個上千萬元的投資很容易，從電影品質到商業回收也都能控制得很好。從長遠角度來看，藝術片也會賺錢。像《圖雅的婚事》在意大利就有100萬歐元的票房收入，在發行上很成功。我正要拍一部大制作的文藝大片，也會把握好藝術品質。

　　記者：您說現在中國電影不缺乏大師，最缺的是手藝人，具體指的是什么？

　　王全安：做大師比較虛幻，當手藝人就實際多了，就是看你能不能干活，作品是否美觀。我希望做一個高水準的手藝人，通過電影講好故事，塑造有魅力的人物，不搞政治、不講哲學。如果只是把深刻的思想放在一個爛電影里，那還不如去寫博客。好電影應該有美感，還能喚起觀眾對自身的思考。

　　本報記者 周南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