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發生在東歐的波匈事件剛剛落下帷幕，蘇共內部又爆發了更大的政治危機。在緊要關頭，毛澤東從國際國內形勢的大局出發，兩次支持赫魯曉夫渡過難關。這兩次支持既密切了中蘇關系，也為中國帶來了更多的國家利益。

　　空運中央委員

　　蘇共二十大以后，蘇聯領導層內部逐步形成了兩大派別集團。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伏羅希洛夫、馬林科夫等人構成了赫魯曉夫的反對派，并在主席團內形成多數。赫魯曉夫周圍則聚集了一批年輕的主席團候補委員，這些人構成了中央委員會的大多數。到1957年夏天，雙方的矛盾因主席團改選日期臨近而開始激化，爭論的焦點在于是否繼續貫徹蘇共二十大路線。

　　1957年6月18日，在違背赫魯曉夫意愿舉行的主席團會議上，多數與會人員對赫魯曉夫大加指責，并以7：4的票數通過決議，要求免去赫魯曉夫第一書記的職務。面對這一預先策劃的突發事件，赫魯曉夫及其支持者蘇斯洛夫、米高揚等人采取了拖延戰術。赫魯曉夫一方面在第二天繼續舉行的主席團會議上發言檢討自己，另一方面要求國防部長朱可夫、克格勃主席謝羅夫緊急調用軍用運輸機，將一批中央委員運到莫斯科。

　　接到命令后，朱可夫憑借其在軍隊中的影響力，很快就完成了空運中央委員的任務。這些經過專門挑選的約200名中央委員，一到莫斯科就要求參加主席團會議，要求召開中央委員會，討論第一書記和書記處的改選問題。朱可夫甚至揚言，可能會動用武力來迫使主席團就范。面對突變的形勢，莫洛托夫等人被迫讓步。在這次行動中，朱可夫對赫魯曉夫的支持至關重要，但也正是他“沒有我的命令一輛坦克都不能從原地移動”的話，令赫魯曉夫毛骨悚然，并對日后朱可夫可能造成的威脅十分擔憂。

　　6月22日，蘇共召開了中央委員會非常全會，在持續8天的會議上，赫魯曉夫完全掌握了主動權。在這次會議上，有60人發言，一致譴責莫洛托夫等人的“反黨行為”。

　　在這場政治斗爭中，赫魯曉夫雖然取得了勝利，但也遭遇到來自黨內外的巨大壓力。在蘇共基層討論中央全會決議的過程中，相當一批黨員和群眾在會議發言中表現出驚慌和懷疑情緒，他們很難理解所發生的事情，很多黨組織都把這看作是爭奪權力斗爭的結果。不少地方在開會時爭吵激烈，氣氛緊張。有人要求讓莫洛托夫、馬林科夫等人在廣播和報刊上公開發表自己的觀點。有人還當場宣布，寧愿被關進監獄和開除黨籍，也不同意中央決議。面對如此混亂的局面，有些州黨委不得不建議讓國家安全委員出面進行干預。

　　聽取毛澤東意見

　　為鞏固蘇共新領導集團在國內和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地位，赫魯曉夫很清楚，他在莫斯科的舉動需要得到各國共產黨支持，特別是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的支持。因此，中央全會結束后，蘇聯立即向各共產黨國家使節介紹了全會情況。7月3日，蘇聯又專門向中國使館進行了個別通報。同時，蘇聯駐華大使館還打電話給中共中央辦公廳，要求緊急約見毛澤東。由于毛澤東不在北京，劉少奇在中南海接見了蘇聯臨時代辦阿布拉希莫夫。

　　7月4日，《真理報》刊登了蘇共中央會議決議和新聞公報，同時刊出的還有一些國家的共產黨支持蘇共中央全會決議的公開表態。但包括中共在內的大部分黨沒有表明自己的立場，這引起了蘇聯的憂慮。在當天的記者招待會上，《真理報》總編問中國駐莫斯科記者，中國報紙發表了什么。當時中國的反應確實舉足輕重，莫斯科一些學生的說法很能說明問題。他們說：“對于蘇共中央的決議，毛澤東不發表意見，我們也不發表意見。現在只有毛澤東說的才算對的。”此時，莫斯科對中共的態度一無所知，赫魯曉夫非常焦急，于是派米高揚立即飛往中國，直接聽取毛澤東的意見。

　　7月5日晚，毛澤東在杭州會見了米高揚，并與他談了整整8個小時。米高揚在詳細介紹了蘇共黨內斗爭的情況后，毛澤東發表了幾點意見。毛澤東說：“莫洛托夫的錯誤在于思想守舊，企圖破壞黨的領導。蘇共這樣解決問題很好，加強了黨的領導。中共原來有些人認為最好把莫洛托夫等人留在中央委員會，現在看來只能如此處理。肅反問題主要是取得教訓，不可太追究個人責任，要注意團結。這次事件對中共也有些震動，但中共中央政治局已召開會議，決定公開發表意見，支持蘇共中央的決議。”

　　米高揚回國后，立即將毛澤東的意見向蘇共中央作了匯報。他說：“開始時，中共對把莫洛托夫等人開除出黨中央的措施表示反對，但最后中國朋友對中央全會的決議感到滿意，認為做得非常好。”主席團會議因此一致認為，米高揚對中國的訪問是有益的和必要的。為此，蘇聯同意立即開始已拖延很久的對中國進行核技術援助的雙邊會談，并于10月15日與中國簽署了《國防新技術協定》，這標志著蘇聯在尖端技術方面對華援助已進入到實質性階段。

　　支持蘇共決定

　　在莫洛托夫等人被撤職兩個月后，赫魯曉夫又開始了他的秘密計劃。他先派朱可夫到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進行長期訪問，然后在主席團、書記處和部分軍事將領中進行個別串聯，準備攻擊朱可夫的材料。一切就緒后，蘇共中央于10月17日召開主席團會議。會議通過關于改善蘇聯軍隊中黨的政治工作的決議，認為身為國防部長的朱可夫削弱軍隊的政治工作，企圖以軍壓黨。正在國外訪問的朱可夫，對此一無所知。

　　26日14時，朱可夫從阿爾巴尼亞訪問回國，一下飛機就趕往克里姆林宮，參加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當朱可夫剛剛匯報完他的巴爾干之行后，會議議程就直接轉為批判他在軍隊中無視政治工作和黨的領導的錯誤。朱可夫還未來得及申辯，會議立即討論和通過了罷免其國防部長職務的決議，新任國防部長由馬利諾夫斯基元帥接替。在28-29日召開的蘇共中央全會上，朱可夫又被撤銷了蘇共中央主席團委員的職務。

　　為穩定局面，赫魯曉夫不僅需要得到黨內和國內的擁護，同時也離不開社會主義各國的支持，首先是中國的支持。10月26日，主席團會議一結束，中國使館便接到米高揚的情況通報。毛澤東迅速做出反應，并于29日會見蘇聯駐中國大使尤金。毛澤東對尤金說：“我對蘇共中央撤換朱可夫的決定十分滿意，應該直截了當地說，蘇共中央做出了一項十分重要的決定，從而防止了一場軍隊不服從黨中央的巨大危險，一場可能引發重大麻煩的危險……蘇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組織在軍隊中的作用、關于加強軍隊同地方黨的機關的聯系、關于軍隊徹底而無條件地服從黨和黨中央的決定，意義十分重大。”聽到這個消息，赫魯曉夫心中的一塊石頭總算落地了。

　　在蘇聯政局發生重大變化、赫魯曉夫面臨嚴峻挑戰的緊要關頭，毛澤東以寬廣的胸懷、敏銳的政治眼光、過人的膽識，兩次支持赫魯曉夫，使其順利地渡過國內政治危機。正是在這樣相互支援、團結協作的親密氣氛下，不久，中蘇共同召開了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莫斯科會議，中蘇關系邁上了一個新臺階。 吳光祥/文 摘自《世紀風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