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立獨行任繼愈——悼任繼愈先生

　　韓愈期望學者能擁有這種品格:“特立獨行,窮天地,亙萬世,而不顧者也。”任先生無論是早年提出用唯物史觀研究佛教,還是后來的“儒家宗教說”,都顯露出了一些“亙萬世,而不顧”的意味。既然特立獨行,就必然會冒一定的學術風險,想來任繼愈先生也是有心理準備的。

　　2009年7月11日,這一天是中國學術界的哀悼日。這一天,兩位文化老人任繼愈先生和季羨林先生,一前一后離開了我們。任公逝于4時30分,季老逝于8時50分。

　　我是先得知季羨林先生辭世消息的,中午便接到媒體電話,囑寫一篇悼文。在寫悼念季老的文章時,我心中還想起了任繼愈先生,因為幾天前就聽聞他病危昏迷的消息。寫完悼文,是下午3時,接到語文教育學者王麗的電話,告知任繼愈先生也在同一天去世了。在任先生的最后幾年,王麗常去看望任先生,算是與任先生走得較近的晚輩了。

　　聽到這一消息,我才明白古人所言西山日落、風木與悲的意味。一日之內,兩大文星隕落,不禁更讓人感到當下學界的蕭條與慘淡。隨著文化老人的逐一故去,掩埋在老人心中的歷史真相、彰顯在老人身上的才德情志,似乎也在慢慢泯滅。

　　今年6月中旬,我隨王麗一起去北京醫院看望了任繼愈先生。如今先生逝去了,我才體會到匆匆一見成永別的人間悲愴。生命的恍惚和脆弱,在這種特殊時刻尤顯真切。我去時已知老人癌癥復發,可能時日無多,便挑了一個鮮艷的花籃送上,希望能帶給老人一點喜意。老人見了果然很開心,半靠在病床上,讓我們趕快坐下。

　　當任先生聽說王麗寫了篇文章叫《找回“家、國”的支點》時,他提高嗓門說:“‘家、國’的支點就是文化,應該落在文化上。”接著他說:“中國有5000年歷史,不能用的時候就說5000年,不用的時候就說60年,(其實)5000年就是5000年。”我不知道別人來探望時,老人是否常說出這樣的箴言,但這句話,在我聽來就像是老人的臨終遺言。

　　老人說了幾段話后,就疲倦地睡去了。我們靜靜告別了他,走出醫院后,坐在路邊石凳上感慨了一番。當時《鳳凰周刊》主編師永剛正想給任繼愈先生做一個人物紀實,我便請王麗完成這個任務。如今,發表此文的《鳳凰周刊》7月15日出刊,哪知老人已先走一步。

　　我對任繼愈先生的學術思想了解得很少。1980年代只讀過他的《老子新譯》,另外就是在一些古籍普及本中,常讀到他寫的序,熟知任先生的名字。任先生曾是熊十力的弟子,對儒釋道都有研究,國學功底可謂深厚。然而,他與熊十力先生不同的是,他后來并未堅持自己的儒學思想,而是認同和接受了當時的意識形態。一方面這和當年強大的思想改造運動有關,另一方面,是他受了賀麟和馮友蘭先生的影響。任先生一直敬重熊十力先生“浩蕩為學,高尚做人”的品格。任先生后來自述道,1956年他給熊十力先生寫信說:“我已放棄儒學,相信馬列主義學說是真理,‘所信雖有不同,師生之誼長在’,‘今后我將一如既往,愿為老師盡力’。熊先生回了一封信,說我‘誠信不欺,有古人風’。”此后他們兩人雖有書信往來,但再也不探討學問了。

　　可以說那一代知識分子,都有過這樣悲哀而慘痛的經歷,或被強行停止了學術生涯,或走了一段長長的彎路。如今有人感嘆兩人身后的反差,殊不知任先生代表的是中國絕大部分知識分子的命運。任繼愈先生晚年雖未公開否定自己在1980年代前的一些學術研究,但他的很多談話都暗示了這一點:“承前啟后,是我們這代人的任務”、“我只說自己懂了的話,吃不透的話,不要跟著亂嚷嚷,不要跟著瞎說,免得自己后悔。”“二三十年內,中國不會出現真正的文化大家,但是三十年后,中國真正的文化勃興時代將會到來。”這些話雖然直白,但卻是一個學者到了晚年最為珍貴的體悟。對今天的大多數學者來說,仍具深意。

　　任先生早年雖聲名遠播,1987年卻開始埋首于古籍整理,可看作是對前期學術生涯的一種反思。他主持的《中華大藏經》的編校和文津閣《四庫全書》的影印出版,均屬龐大的文化工程,沒有他的推動,這么大的學術工程是極難啟動的。最讓我感念的,是他對《國學基本教材》出版的幫助。2007年王麗女士找到我,說有一套臺灣的“四書”教材編得非常好,希望能放在我編的“紙生態書系”中出版。一見面,王麗女士就告知我任繼愈先生很關心這套書的出版,曾多次表示:“如果找不到出版社來出,我愿意湊一份錢,我們自己來出。”臺灣教育很長時間都是以儒家思想為主干的,任先生對這套教材的認可,也表明他對儒家進入學校教育的贊同。后來這套教材和教師手冊,分別在新華出版社和海峽文藝出版社出版了,任先生也一改不再作序的習慣,分別為這兩套書寫了序言推薦。至今想起,仍然感激先生。

　　我想,特立獨行才是任繼愈先生追求的學術精神。我們常以為“特立獨行”的觀念來自西方,其實源于唐代大儒韓愈。從這點上,任先生是真正做到了他名字中“繼承韓愈”的這層意思。韓愈認為,一般學者有一家反對,能力行不惑的人已很少了；至于一國一州的人都反對他,能力行不惑的,天下恐怕已沒有這種人了,所以韓愈期望學者能擁有這種品格:“特立獨行,窮天地,亙萬世,而不顧者也。”　任先生無論是早年提出用唯物史觀研究佛教,還是后來的“儒家宗教說”,都顯露出了一些“亙萬世,而不顧”的意味。既然特立獨行,就必然會冒一定的學術風險,想來任繼愈先生也是有心理準備的。

　　兩位文化老人在同一天走了,我猜測,也許是想對眼下這個平庸自大、學閥學混叢生的學術界有所啟示。如果兩位老人的走,并不能使今天的學術界有一些反省,那才是這個時代真正的傷痛。

　　文/葉匡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