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師遠去：一個社會內心的焦慮與糾結

　　一位98歲的老人去世了，在連續3天里，似乎沒有比這更重要的新聞了。

　　至少從國內幾大商業門戶網站上看是這樣。自從7月11日以來，這些網站就把這消息放在最顯著的頭條位置。超過了烏魯木齊的局勢、上海的倒樓事件以及各種政策法規的出臺等等。各家報紙也都辟出若干版面，來登載大師季羨林生前的音容笑貌。

　　眾多中央領導人紛紛轉達深切的哀悼。而靈堂外，前來吊唁的民眾排出了蜿蜒的百米長隊，盡管他們中的許多人從未見過這位老人，也未與他有過接觸。還有不少人，通過媒體或博客，翻檢出他們從老人那里得來的簽名、題字或與老人的合影，追憶與他的哪怕僅僅一面之緣。

　　其實，正如他的弟子所承認，人們大多對這位老人冷僻的學術領域根本沒有真正的體認，但這并不妨礙媒體在老人身后掀起一場“解讀大師”的熱潮。他的成長經歷、治學之道、學術成果、生平愛好，甚至他的異國戀情，都以通俗的方式一一羅列。與文化界沾邊或不沾邊的人士，也都在這個悲傷時刻來述說自己對于大師的理解。

　　對于這位老人的離去，這個被公認為大師稀缺的社會，從上至下給了他一場鄭重其事、無比隆重的送別儀式。盡管這樣一種說法未必經得起推敲，但許多人仍傾向于認為，季羨林是“最后的大師”，中國“從此再沒有大師”。

　　這是一場持續著的凋零過程。僅這個7月，除了季羨林的辭世，93歲的知名哲學家、國家圖書館前館長任繼愈也在11日永遠地離開。12日，當人們還沉浸在兩位大家辭世帶來的震動中，八寶山的禮堂里，已經開始舉行另一位95歲老人的追悼儀式，那是有著中國話劇界“活化石”之稱的歐陽山尊。

　　“季羨林帶著老知識分子的背影遠去”、“代表一個時代的結束”……媒體上這樣的表述傳達出某種悵然和悲涼。許多人向來將季羨林和任繼愈這樣的老先生，看作中國文脈為數不多的傳承與接續者。學者謝志浩更將季羨林視作“中國百年學術地圖第三代學者的重鎮”。

　　在上個世紀的文化和學術譜系中，當這位出生于清末的農家子弟1930年入讀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時，傳授學業的是吳宓、葉公超等大家。雖然國學院四導師中王國維其時已然自沉，梁啟超也已辭世，但人文傳統依舊豐沛。正是在陳寅恪的課堂上，這位年輕人喜歡上了梵文，為自己一生的學術道路找尋到了最初的方向。幾年以后，同樣來自山東的小康人家子弟任繼愈，亂世之中在西南聯大用心攻讀中國佛教史和哲學史，為他傳道授業的是湯用彤和賀麟。

　　如今，當兩位老人的履歷再次被翻檢時，人們從中依稀瞥見一個大師輩出的黃金年代。

　　這一年代，在幾經政治和社會動蕩之后，漸漸離我們遠去。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人們在燕園里還能看到那些留存下來的、可被尊稱為“先生”的大家。一位當年的學生回憶老先生們校園漫步的景象：“王力先生戴著厚厚的像啤酒瓶底的眼鏡，睿智的腦門油亮亮地走在路上，笑瞇瞇的；宗白華先生是一個長的小小的老頭兒，身材不高，走路很慢，似乎一陣風都能把他吹倒；季先生的樣子，則是騎著一輛自行車，車騎得飛快，個子高，人瘦，風風火火的。”

　　在馮友蘭、朱光潛、王力、陳岱孫等人面前，季羨林自居“晚輩”。學者錢文忠曾目睹這位老人年近80歲時去給這幾位老先生拜年的情景，據說他每到一家，都是“身板筆直，坐在舊沙發的角上，恭恭敬敬地賀年”。

　　盡管季羨林生前不止一次說過：“真正的大師是王國維、陳寅恪、吳宓，我算什么大師？我生得晚，不能望大師們的項背，不過是個雜家，一個雜牌軍而已。”但在他身后，許多人還是毫不猶豫照舊冠之以“國學大師”的名號。

　　也許這樣一種說法某種程度上解釋了這一社會心態：“如果季先生都不算大師，那么我們還有大師嗎？”

　　“大師”身上種種珍稀的品質又一次為人們津津樂道。弟子晚輩們追述兩位大家如何勤勉為學，干凈做人。

　　這些追述讓人們看到了這樣的景象：推開朗潤園一間公寓的木門進去，季羨林正埋坐在一人多高的資料堆中做學問。據說，他在80多歲時開始撰寫《糖史》，“不管嚴寒酷暑每天都到圖書館查閱資料，經常是看了半天，一個有用的資料都沒有，只能悵然若失地拖著沉重的腳步回家”。

　　人們也知道了，任繼愈以耄耋之年，在視力也只有約0.1的情況下，每天凌晨4點起床，從事《中華大藏經》和《中華大典》的編纂工作。在最后的日子里，躺在病床上，神志不太清楚了，“還是不斷在談工作，說《大藏經》的事情”。

　　“他們做學問不是做給別人看的，這就是他們生活本身。”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謝冕說，“在這個喧囂、熱鬧、浮躁的周圍世界里，他們的離去使我感到很悲涼。”

　　這個7月已然充斥著這種浮躁和喧囂。中國人民大學、鄭州大學和廣州體院的校園里，傳出了有教授甚至校長學術不端的消息。中國科協也發布了調查報告，稱近半數科技人員認為當前學術不端行為是普遍現象，過半數科技工作者表示確切知道自己周圍的研究者有過至少一種學術不端行為，而相當比例的科技工作者對此持寬容態度。

　　這些消息就混雜在兩位老人辭世的報道、評論和哀思之中。一則評論說：“當我們面對著經濟利益、學術不端、甚至是學術交易的誘惑之時，對大師的追憶能否在每個知識分子的內心產生某種共鳴。”

　　不過，這些紛擾已經與兩位老人沒有關系了。他們匆匆地走了。季羨林先生沒有來得及留下遺言，而任繼愈先生，生前則交待過，不出全集、不過生日、過世后不進行很隆重的告別儀式。

　　只是他們的離去，注定要又一次觸痛社會的神經。正如有評論者所言，這些蜂擁在媒體上的種種聲音，無非是在大師遠去的時代，一個社會內心的焦慮與糾結。

　　本報記者 包麗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