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6月4日電 （歐陽楠）余秋雨無疑是30多年來中國文化界最富爭議且爭議最為持續的人之一。置身于輿論漩渦的余秋雨也曾對這些“爭議”頗為詫異，認為爭議從未與他寫作和演講的觀點有關，卻聚焦在另外三個方面：一是在“文革”中從事過寫作，二是他的文章中有不少“文史差錯”，三為“文化人不該上電視”。但在四川大地震中“事不關己”的言論和最近的捐款質疑無疑將這種爭議面又一次擴大了，這次，無關文學，落在人品。

　　　　歷年爭議事件一覽

　　　　“文化口紅”批判

　　1999年文化批評家朱大可在《抹著文化口紅游蕩文壇》一文中用不以為然的口氣稱余秋雨的文化大散文是“歷史利用文學獲得‘美麗外觀’，而文學利用歷史獲得了‘精神深度’”。他講述了在上海文化圈流傳很廣的一件趣事：在上海的一次“掃黃行動”中，警方從某妓女的手袋里查出了三件物品——口紅、避孕套和《文化苦旅》。朱大可認為這具有重要的象征意義：《文化苦旅》與口紅、避孕套一樣是“日用消費品”，余秋雨的作品就是點綴生活的“文化口紅”，并且還是規避道德病毒的“文化避孕套”。

　　　　“石一歌”寫作組

　　1999 年 12 月，北大中文系學生余杰發表《余秋雨你為何不懺悔》一文，聲稱據一個“當年同事”的揭發，余秋雨在文革中參加過一個叫“石一歌”的寫作組，寫過幾十篇有嚴重政治問題的文章，因此是“文革余孽”、“文化流氓”。這篇文章立即引起全國轟動，多數媒體作了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