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個無職無權的獨立文化人，不交權貴

　　這個署名“桑普”的人，又一次攻擊我去年對請愿災民的勸說。好像是他站在災民一邊。其實，我當時急急地站出來勸說，正是看到有人要利用那些災民做政治文章。這些人，明明知道在大地震現場要起訴房屋建筑質量是一件難事，將曠日持久，明明知道大瘟疫隨時有可能流行、堰塞湖隨時有可能崩塌，明明知道這些災民在精神上極待援助，卻鐵著心腸要這些可憐的災民長時間地跪在那里，來幫他們完成政治圖謀，這實在是太冷血、太陰險了。你們要反對中國政府，可以換一個時間、換一個地點啊，而且也應該由你們自己來發言啊，怎么能讓這些剛剛經歷喪子之痛的家長成為你們的棋子？你們去問問那些家長，有哪一個會同意你們的政見？

　　我是一個無職無權的獨立文化人，居無定所，不交權貴，連作家協會和文聯也沒有參與，只是憑著我的親眼所見和內心良知說話，如果按照“桑普”等人的所謂西方民主觀點，我應該也有言論自由吧？我應該也有歌頌中國人、勸慰災民的權利吧？為什么災民們聽從了我的勸慰而不聽從他們呢？那么，他們又有什么理由來阻止我發言呢？因此，他們不得不偽造了一個阻止我的理由：仍然說我“文革”中有問題，參加過一個叫“石一歌”的寫作小組。“桑普”這么一說，我立即知道他是誰了。

　　我和“石一歌”無關 對這些誹謗我不想理會了

　　我曾經一再說明，我在文革中全家受到迫害，只在林彪事件后參加過周恩來總理親自布置的復課教材編寫工作，那是一件光明磊落的大好事。但“桑普”等人故意把水攪渾，把周恩來布置的任務也說成是“文革寫作”，還拉出一個“石一歌”的筆名硬按到我頭上。我為此曾經發出懸賞，宣布只要有一個人能出示我用“石一歌”的筆名寫過一篇、一段、一行、一句他們指控的文字，我立即支付自己的全年薪水給他，并在全國傳媒上公布。我的懸賞進行了整整六百天，而且還寫進了我在大陸和臺灣同時出版的《借我一生》中，但六百天里沒有一個人能指出一句，這該真相大白了吧？但可笑的是，這次“桑普”在《蘋果日報》上發表的文章上說，我不僅是“石一歌”，而且還殺了人！

　　這在香港，當然是犯了誹謗罪，是嚴重的刑事案件。但是，在香港打官司，費用是一筆天文數字，我付不起。也正因為這個原因，“桑普”等人最近幾年都到香港去造謠誹謗大陸的人和事了。他們為什么做這樣的事？當然只是為了錢。錢來自何方？他們自己知道。

　　我最后要說的話是，誹謗我，你們已鬧了十幾年，我不想理會了；批判中國政府，這也是你們的權利；但是，要糟踐全中國人民的抗震救災，糟踐中國人內心的大愛，糟踐中國人在全世界面前的集體形象，我不可容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