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南京！》：藝術觀一流，歷史觀三流

　　楊禹

　　看完《南京！南京！》，我覺得很別扭。我看到了一部藝術觀足夠一流，但歷史觀不過三流的電影，看到了一個一邊成長、一邊迷失的陸川。

　　近些天來，幾乎所有為該片所做的宣傳，都在強調陸川如何敢于觸及南京大屠殺這么沉重的題材，他如何為此而研讀了滿滿一箱子的書和文獻。可惜，敢于吃重，其精神可嘉；但手法流俗，其功力尚淺。可惜，一個人有沒有正確的歷史觀，跟他看了多少歷史書，并不成絕對的正相關。

　　從藝術上看，《南京！南京！》達到了國產電影的新高度。溢美之詞，坊間已遍布，不再贅述。然而，撇開旁枝末節，不言奇淫巧技，單就該片最出人意料之處——以日本兵角川為視角，以反思戰爭罪孽為影片邏輯的最終落腳點——這一招而言，它絕非陸川的自主研發，而是近年來早已風靡國際影壇的新潮。陸川不過是趕了個時髦。

　　這個時髦，說來也簡單，基本要素有二：一是人物塑造要擰著來，對于傳統的惡人，你要彰顯其善良與樸實的本性，對于傳統的善者，你不妨展露一些其性格中的缺陷；二是將所有的戰爭都推上被告席，抹去戰爭的正義與非正義之分，淡化侵略者與被侵略者的差別，泛泛地為戰爭之苦而呻吟。

　　這個時髦，幫陸川在藝術手法上，一躍而躋身中國頂尖、國際一流。《南京！南京！》甫一公映便好評如潮，顯然已進一步激發了陸導的狀態——當有人質疑其日本兵鼓樂祭祀一場戲有無歷史出處時，陸川的回答是：史上無出處，那是某一日我夢見的，是天賜的。看，這已是十足的國際一流大導的思維與做派了。

　　然而，南京大屠殺這樣一次中華民族的國難，可以被一位電影導演用來趕這個藝術潮流的時髦嗎？

　　《南京！南京！》用了大量的篇幅，來展現日本軍官、士兵、日籍慰安婦之間的親情、鄉情，相互慰藉，以及本性的善良。稍有邏輯常識的人都知道，在1937年冬天闖進南京城的十數萬日本侵略軍里，難免有個別的脆弱者、少數的當場愧疚者，但他們絕不是這十數萬人的主流。連幾十年后有勇氣回述南京日子的若干日本老兵，筆下都不曾流露出對屠殺的悔意。假以支流，夸大支流，雖有藝術上可造之處，但其傳播效果，卻是模糊了今人對史實之主流的認知。

　　稍懂那段歷史的人都知道，日軍在南京屠城，沒有絲毫猶豫。皆因為之前的淞滬會戰中，國民政府調集百萬大軍與日寇血拼，雖苦戰終負，敗走南京，但第一次打痛了不可一世的那幾個日本師團。殺紅了眼的日本兵直接對南京百姓下了毒手，全無《南京！南京！》里所描寫的進城初始的猶豫、徘徊，以及內心的善惡相爭。顯然，為了刻畫日本兵之善良本質，為了趕上藝術時髦，陸川有意無意地將個人的藝術觀凌駕在了民族的歷史觀之上。

　　以德國作為例證，可映射《南京！南京！》在歷史觀上的輕佻。遠者如《辛德勒的名單》，近者如今年全球熱映的《朗讀者》，都刻畫了納粹治下德國普通人的人性迷失與掙扎。這類反思、自省，之所以能為今日世界所認同，一個重要前提，就是德國戰后的歷任政府，乃至整個德意志民族，對二戰史有著清晰而深刻的反思。二戰涉德部分的史實，已幾無隱諱，亦無爭議。這才為藝術家們贏得了以高超的藝術觀來演繹這段歷史的空間。

　　南京大屠殺，還沒有這個空間。71年過去了，它仍未被實施屠殺行為的那個民族所真正承認，更遑論反思。而生長于內地之我輩，對南京大屠殺這類史實，也普遍知之不多。原因有二：一是受國共紛爭所限，多年來我們對抗日正面戰場的史料展開不多。二是雖為戰勝國，但幾十年來，我們還是經濟上的落后者。弱勢之時宜韜光養晦，將民族文化里的寬容，發揚光大。

　　而今，國共兩黨，輕舟已過萬重山；國家實力，雖不宜炫耀，但也夠殷實。此際，一部《南京！南京！》，當然會讓多數觀者增添一些對那段歷史的了解，但卻因為影片主創者所持之三流歷史觀，而向懵懂的觀者傳遞了一部分經過藝術挑選和藝術扭曲的所謂史實，并給拒絕真相者提供了仿若天上掉餡餅般的借口。陸川說，80后、90后們，看了都叫好。這是陸川之新喜，卻正是民族之新憂。

　　《南京！南京！》的藝術感染力很強，但它卻掉入了歷史虛無主義的陷阱。歷史虛無主義有兩大特征，一是夸張歷史的支流，漠視歷史的主流；二是強調個人在歷史必然中的無所作為。日本兵角川之視角，及其頹然自省和自絕，恰是這兩點的具體寫照。

　　多少年來，那段侵華史實，一直是橫亙在中日兩個民族之間的深壑。我相信，這條鴻溝早晚會被跨越。但跨越的方式，不能僅靠博大的寬恕，也絕不會是受辱一方的綏靖示好。只有把史實厘清，令罪者有足夠自省，才能把歷史的包袱徹底放下。

　　這樣的日子，一天不到來，類似于南京大屠殺之事，就一天不應成為藝術青年們張揚藝術技巧的舞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