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村余波

　　1920年12月后，“新村主義”逐漸沉寂了。“新村主義”的理想依然美好，但苦于無法實踐下去。毛澤東的設想只是計劃，王拱璧苦心經營的“青年村”遭到土匪的洗劫而夭折。

　　1920年12月17日，周作人發表《新村的討論》，這是他最后宣傳新村的文字。文中已經開始透露著失望的情緒，周作人在文中承認“新村不易普及，但強調這是最與我的理想適合的社會改造的一種方法，并希望它將來的實現”。

　　對于新村的言論有了變化，雜志上出現了對于“新村主義”的專題討論。一些人認為“糞土上決計不能蓋造一所花園”，奉勸“力謀新村實現的諸君應做的一件大事——毀滅舊社會，不然新村終歸是理想的, 與實際的改造無干”。

　　而周作人在經歷了這一年高密度的關于“新村主義”的宣傳后，他的思想體系似乎是完善了，隨即，他變得更加關注從新村中引申出的關于精神統一的問題。

　　1922年3月開始，京滬兩地先后出現了《非基督教學生同盟會宣言》和《非宗教大同盟公電及同盟》。背后是共產黨，意在取締宗教，一時響應者甚眾，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等皆在其列。

　　毛澤東在五四接受了各種思潮的影響。除了軍閥和帝國主義是他堅決反對的，他的頭腦里斥充了自由主義、民主改良主義及空想社會主義等各種思想。

　　很快，毛澤東就轉向了馬克思主義，但“新村主義”的影響一直都未離去。建國以后，他認真思考了新的社會構想。毛澤東曾構想過政社合一、工農商學兵五位一體、農林牧副漁結合的人民公社，被陳伯達在北京大學講了出來，傳了出去，成了當時中國農村的“新事物”，寫進了憲法。　

　　從1958年建立人民公社初試供給制，到“五七指示”，也被一些研究者認為是毛澤東關于新村思想在實踐上的反映。

　　而晚期的周作人對于“新村主義”，更多是批判。晚年更講：“新村的理想現在看來是難以實現的，可是那時創始者的熱心毅力是相當可以佩服的。《訪日本新村記》是一篇極其幼稚的文章，處處現出宗教的興奮來。”一度，他連《人的文學》也認為是幼稚的。

　　晚年的周作人要請人們“且到寒齋吃苦茶”，將世事冷漠關在門外，開始閉戶讀書，儼然真的成了“隱士”。但他一直在后院種地，并要求家里人要勞動。他其實一直都在實踐新村的精神。 ★

　　(本文參考止庵著《周作人傳》、錢理群著《周作人傳》、陳平原《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