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通變”是現代中國美術的核心問題

　　“通變”是現代中國美術的核心問題，在過去的100年，不同立場、不同位置和不同觀念的人在談論和實踐美術的時候，實際上都是在變革圖新的大前提下展開的。中國美術的現代之路，實際上是綿延幾千年的中國美術發展、通變之路。

　　用“通變”而不用“變革”或“革新”，就是想要強調這種本有的、自發的性質。“通變”是劉勰《文心雕龍》中的篇名，與這方面內容有聯系的還有一篇《時序》，那是談不同歷史階段的文學風格流變。劉勰是一個非常重視文學繼承性的理論家，但他從文學歷史發展的事實中，歸納出“文律運周，日新其業”的規律——“文律運周，日新其業，變則其久，通則不乏，趨時必果，乘機無怯，望今制奇，參古定法”。“通變”不是劉勰的個人發明，早在劉勰之前，古代哲人就提出過“一陰一陽之謂道……通變之謂事”以及“茍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等箴言。并對“通變”的歷史必要性作出解釋：“遭時制宜，質文迭用，應之以通變，通變之以中庸。中庸則可久，通變則可大。其教有適，其用無窮……”

　　這無疑是對事物發展歷史的規律性認識。歷代文人都或隱或現地以此為創作信條。固守成法而不知斟酌今古以通變，則被視為不明事理的“庸儒”。在藝文領域，顧炎武以史家的眼光認識到“詩文之所以代變，有不得不變者”；而石濤提出一整套繪畫創新的理論，其基礎也是“凡事有經必有權，有法必有化”的“通變”之道。“物極而不變則蔽”已經成為中國政治、經濟、文化不斷變革的思想基礎，除了極端的保守主義者，人們對此幾乎沒有什么懷疑，爭論的只是以什么理由變，如何變和變向何處。

　　中國古代與現代美術的劃分，一般以1840年的鴉片戰爭為界。而真正引起中國文人心理、感情方面變化的是1898年。那一年發生了一連串轉折性事件，除了康梁變法綱領為光緒皇帝接受之外，對文化藝術影響深遠的事件是新式學堂的建立，它成為中國新美術的發軔。前一階段，從科舉到學堂的那一代人，對中國政治、文化、藝術產生了深刻影響。第一批進入學堂的是經過科舉考試獲得“功名”的“舉、貢、生、監”，他們從學堂畢業被當時的人們叫做“洋舉人”，基本上達到了“科舉所尚之舊學，皆學堂諸生之優為；學堂所增之新學，則科舉諸生之未備”的培養目標，蔡元培、范源濂、李叔同、姜丹書、陳師曾等人都有類似的經歷。

　　雖然西方軍事、經濟、文化的沖擊是中國走上現代之路的重要原因，但中國文化內部本來就存在著變革、發展的遺傳基因。康有為等人的“托古改制”和“以復古為更新”，也是想找到走上現代之路的本土文化依據。中國美術走上現代之路，實質上就是繼承“通變”之道，走明白無誤的變革之路。對“現代之路”可以有多種解釋和不同評價，但中國美術從古代向現代的發展不是藝術家所能選擇，它是一種歷史的必然，這一類變化可能引發感情波瀾，但我們沒有拒絕這種變動的自由。

　　再說中西文化的格局，以歐洲文化為主體的“西方文化”在世界范圍的主導地位和影響，也不會因為我們的好惡和喜怒而存在或消失。在19—20世紀之交，西方文化的強勢地位是當時的中國文人難以接受而又不能不接受的，雖然接受的結果是造成本土文化的創傷。

　　中國現代美術在100年里走著“通變”之路，在晚清、民國初年及上世紀三四十年代、50—70年代、80年代以后，無論“傳統”、“融合”還是“大眾”、“西化”，它們各自都有明顯的階段性變化，都有為適應新的環境和解決新的問題的“通變”，即“趨時”、“乘機”，進而“望今制奇，參古定法”之路。

　　“通變”之路，在“守護”和“創新”兩點上構成前進的合力，從藝術史的角度看，只有“通變”，才能達到“守護”的目的。現在國畫界提出“正本清源”的口號，“正本清源”這個說法有兩種解釋，一種是狀態，即對狀態的肯定性評價；一種是意圖，即在對現有狀態批判性評價基礎上的行動意圖。作為意圖、行動的“正本清源”有更多向后看的意味，它會把中國畫帶向哪里，有待于創作實踐的檢驗。

　　在研究傳統繪畫、研究中國近現代美術史的基礎上歸納出中國美術的“現代之路”這樣的理論框架和藝術史脈絡，是適應當代中國文化內部和外部環境要求的，雖然這樣的框架顯得含糊并且包含著內在矛盾，但它是與中國文化的傳統特點，與中國當代社會、經濟格局，與主流意識形態是一致的，與古人對“時序”、“通變”的認識在情與理上是相通的。中國文化、中國藝術的特色就是包容基礎上的通變，就是不純粹，與古埃及、古希臘、蘇美爾藝術相比，中國藝術顯得極不純粹，但正是這一特色使具有數千年歷史的中國藝術沒有淪為博物館的陳跡，而一直保持著生命活力。

　　(作者水天中 系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