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晚年被痛苦困擾 想跳窗不愿"用嘴活著"(圖)

　　9月24日是中國現代話劇之父、著名劇作家曹禺誕辰100周年紀念日。北京人藝重排演出曹禺的“四大劇”——《雷雨》、《日出》、《北京人》和《原野》作為紀念。在北京、天津、湖北、上海,不同形式的演出、展覽紀念活動如火如荼。

　　與此同時,現代文學史上著名的“曹禺現象”也被重新提起:這位23歲就寫出《雷雨》的天才劇作家,在39歲之后到他去世的47年間,再沒能寫出一部令他和觀眾滿意的作品。對此曹禺的女兒萬方對南都記者直言不諱:“我父親被扭曲和異化了,一直到死,他都沒能真正回復到他寫《雷雨》時那個自由自在的靈魂。他晚年最大的痛苦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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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點　

　　“我要寫一個大東西才死”

　　2010年9月7日,萬方去看紀念曹禺百年誕辰的首場演出——新排的話劇《日出》,陳好飾演陳白露。

　　看劇過程中,萬方敏感地注意到:在演員對話停頓的間歇,坐得滿滿的劇場里非常安靜。她不由得想起近20年前,父親曹禺病重在床,讓她替他去劇場看一場《雷雨》。

　　那天,看完戲回來,曹禺急切地問她:小方子,觀眾反應如何?“我說,劇場非常安靜,針掉到地上都聽得見。爸爸就特別欣慰,他躺在床上,深深吸了一口氣,就好像說,啊放心了。”

　　“父親晚年很少提及新中國成立后的作品”,萬方說。9月24日是曹禺的百年誕辰紀念日,而整個九月,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紀念演出遍地鋪開。演出的紀念劇目包括《雷雨》、《日出》、《北京人》和《原野》,這些都是曹禺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作品。

　　1933年,清華大學外文系學生曹禺在畢業前夕寫下了《雷雨》,當時他23歲。

　　北京人藝的老編劇梁秉堃是曹禺的學生,他掰著手指給南都記者算了一筆賬:“從23歲到33歲,十年間曹禺寫了七部戲,包括《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等,差不多有五部是可以傳世的。而他39歲(開始),(就是)新中國成立之后的47年里,只寫了兩部半戲:《明朗的天》、《膽劍篇》和《王昭君》,現在已經沒人提。他后半生的創作遠遠無法與前半生相比。”

　　曹禺生前對此有清楚的認識。1983年春天,美國劇作家阿瑟·米勒應邀來華,到曹禺家做客。吃飯時,曹禺拿出好友、畫家黃永玉寫來的信念給米勒聽。信中黃永玉對曹禺說:“我不喜歡你解放后的戲,一個也不喜歡。你心不在戲里,你失去了偉大的靈通寶玉,你為勢位所誤!從一個海洋萎縮為一條小溪流,你泥溷在不情愿的藝術創作中。”

　　這封信被曹禺小心地裱在一本裝幀講究的冊子里。那天,他讓英若誠將信中的話一字一句地翻譯給米勒聽。米勒事后回憶道:“曹禺念著信的時候,神情激動……我真不明白曹禺恭恭敬敬地把這封信裱在專冊里,現在又把它念給我聽時,他是怎么想的。”

　　萬方明白父親的想法,她記得有一陣子曹禺每天都拿這封信出來,看很多遍。上世紀90年代初,曹禺每天忙于各種社會事務的應酬。萬方記得,有天夜里她突然聽到睡在隔壁的父親大聲喊她,曹禺說:“小方子,我想從窗子里跳下去!我這樣活著有什么意義!每天用嘴活著!”

　　過了一會兒,他又說:“我痛苦,我要寫一個大東西才死,不然我不干!”

　　有段時間,曹禺枕邊總放著一本《托爾斯泰評傳》。有時,他看著看著突然一撒手,大聲說:“我就是慚愧啊,你不知道我有多慚愧。我越讀托爾斯泰越難受。你知道嗎?”

　　“我親眼看到爸爸的晚年被一種痛苦持續不斷地困擾,他想重新獲得寫《雷雨》時候的力量,但是他已經被異化了,他已經不是他,已經回不到原來那個曹禺了”,萬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