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六市林頭小學的黃于鈴每天都擔任學校升旗典禮的司儀，不說，沒人知道她的母親來自印度尼西亞。她也曾經為國籍認同的問題感到困惑，“我到底是中國人還是印度尼西亞人？”于鈴小時候就這樣問爸爸，爸爸告訴她：“你在哪里出生就是哪一國人！”“到底媽媽是從哪里蹦出來的啊？為什么會突然飛到臺灣來？”

　　賽珍珠基金會社工督導張銀珍表示，“新臺灣之子”的身份認同問題確實存在，未來愈來愈多的他們會進入校園，教育單位如果不能及早因應，未來就是社會成本。

　　打架被抓 警方說他外國人

　　張銀珍表示，基金會1968年開始服務第一批“新臺灣之子”(亞美混血)，她印象很深的是一位黑皮膚、卷發的孩子，從來也沒出過國，只會講普通話和閩南話，但所有同學都把他罵做“阿兜仔”，在學校沒有一個朋友。 一直到三、四十歲，認同問題仍然困擾著他，也影響他進入社會之后的就業。幾年前看到報紙，他加入了幫派，因打架滋事被抓，警方向媒體還說他是“外國人”。

　　張銀珍說，如果教育主管機關不能設法提升這一群孩子的文化認同，任由他們在校園內遭到其它同學的奚落嘲弄；一方面幫派則會趁勢向他們招手，在同學推力、幫派拉力交互作用下，這些處于社會邊緣的孩子，很容易就加入幫派，成了社會問題。

　　臺南大學教育系教授呂美枝教授表示，臺灣社會尚未成熟到接納外來配偶已經是我們社會的組成份子，連帶對“新臺灣之子”產生負面影響。被污名化、標簽化的外籍新娘，何時才有平等的社會地位，可以在文化的天平上健康地教育子女，也成為臺灣社會包容多元文化的嚴峻考驗。

　　每學期身家調查 沖擊童心

　　高雄師范大學成人教育研究所教授何青蓉認為，現行“新臺灣之子”教育輔導作法有可議之處，例如每學期都在進行身家調查，原本快樂無邪的孩子們長年處在這種環境下，心理受到很大沖擊。

　　云林古坑鄉華南小學校長陳清圳則認為，外配來臺衍生的諸多問題，當局有必要成立專責機構，專責處理外配的核準、輔導、教育問題，尤其“新臺灣之子”的教育問題要特別注重，否則二十年后，難保不發生類似“芋頭、番薯”之類的族群沖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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