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月22日起，以后每月22日都是“讓座日”。21日，由北京市交通委、市運輸局等單位聯合發起的“22日讓座日”活動正式啟動。這是繼“排隊日”后，北京市推出的第二次大規模倡導文明的活動，同時也是我國首個由政府層面推出的“讓座日”。整個活動分四個階段進行。公共管理部門宣稱：“我們要讓‘讓座’成為一種時尚，一種人們自覺的活動，讓交通更加和諧。”(2月22日《北京晨報》)

　　顯然，在商品經濟條件下，“讓座”確實越來越已經成為一種“稀有”資源，而我們的社會，又特別需要這種良好的風尚。于是用政治的、經濟的等手段來挽救道德，便成為了一種必要選擇。此前，曾經搞過“有獎讓座”和評選“明星乘客”的舉措，而至于效果如何，在活動開始后就了無任何信息，語焉不詳。你方唱罷我登臺，“讓座日”活動又隆重登場，這種由政府層面推出、裹挾著強烈媒體監督和“強力讓座”氣勢而來的每月“讓座日”，一時在坊間引起爭議無數。

　　由北京市的月月“讓座日”，筆者想起了昆明市的月月“無車日”。對于昆明市的月月都設立“無車日”的做法，被坊間認為是對于“無車日”和汽車社會本身的一種誤讀。其荒謬之處在于，把“意識”當成了“物質”，把一個簡單的“潛在啟蒙”當成了一個繁縟的“現實踐行”，把一種號召當成了一種強制，把全民自由參與化為了政府管制。這樣一連串的錯位與越位，已經完全背離了設立“無車日”的本意與初衷。而現在，月月“讓座日”其荒謬之處與月月“無車日”可謂是有異曲同工之妙，顯然也是把道德意識當成了“物質”，把一個簡單的“潛在啟蒙”當成了一個還分什么四個階段進行的“現實踐行”，而動用公權力的力量，來組織媒體曝光拒絕讓座乘客，更是在無形中把一種號召當成了一種強制，在隱性中把全民自由參與化為了政府管制。“讓座日”活動的強烈的政府意志痕跡也欲蓋彌彰。

　　更為重要的問題是，我們即使暫且拋棄這個荒謬之處，跳出糾纏于價值判斷的爭論，那么，從一個事實判斷的角度考慮，月月“讓座日”能否尋找到當今社會的“真君子”，能否啟動沉睡的道德資源，這種方式能走多遠，才是更值得關注的。首先，分為四個階段進行的月月“讓座日”，有著鮮明的“運動式執法”嫌疑。道德意識的喚醒及其呵護，需要的是持久的潤物細無聲，而不是心血來潮的一陣風；其次，這種具有明顯管制和強制色彩的月月“讓座日”，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公眾的對抗與反感心理，使公共管理部門的這種“家長作風”和“父愛主義”可能適得其反；最后，公權力的魅影再次摻乎道德領域，其實一直面臨合法性危機。

　　公共管理部門應該意識到，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而國民的文明素養，公民的公共精神以及一個健康和諧的市民社會氛圍，也不是一個月月“讓座日”就能所培育出的。要想真正從根本上對國民素質進行提升，從一個宏大的背景下營造一個積極、健康的國民公共空間和公共精神，尚需要一個多向度的規則和制度文明來直面那些“活著的傳統”，直面那些歷數千年而不衰的“隱性社會”，來洗滌“隱性社會”下的諸多潛規則原理。顯示，這個一個系統工程，是一個價值體系的修正甚至重構。因此，月月“讓座日”能夠走多遠，以及能否啟動人們心中的道德資源，以至使良好的道德發生與鞏固，確實難以讓人樂觀。(石子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