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省乃至廣州市政協委員開門議事，公開表態，是中國社會政治轉型的必然要求。但由此帶來的問題是，如果政協委員或者人大代表的發言存在明顯的問題，那么，政府有關部門是唯唯諾諾、不予置評，還是主動應對、公布事情真相？

　　2月19日，鐵道部新聞發言人做客人民網，正面回應春運期間廣州市政協副主席對鐵道運輸部門工作的批評。這位發言人認為，政協副主席的話“既違背事實又違背常識”。(中國新聞網《2月19日》)

　　針對這場中國政壇罕見的爭論，新聞評論界給予了高度關注。一些媒體認為，鐵道部新聞發言人雖然言辭犀利，針鋒相對，但畢竟向社會公布了一些真相，澄清了一些錯誤認識。也有一些媒體認為，政協副主席是以公民的身份發表評論，如果鐵道部的官員“掌握鐵路系統的所有信息”，又不允許公民公開“質疑”，那么就會出現“公共機構與個人的能力不對稱”情況；“事實與常識，衡量的只是權利行使水平的高低，卻絲毫無損權力行使的正當”；“對公開批評的不適應已成今天公共機構的痼疾，對質疑權利的不自信構成了公眾情緒的嚴重壓迫”(《南方都市報》2月20日)。

　　在這些艱澀難懂的語句背后，作者無非是想表達這樣一種態度，那就是面對公民的批評，哪怕是不合事實的批評，政府機關也應該虛心接受，而不能敷衍塞責，更不能厲聲反駁。

　　這樣的評論出發點值得肯定，但是立論的基礎卻令人感到奇怪。眾所周知，在中國憲法體制內，政協副主席和人大代表不同于一般公民，從法律規定來看，他們是屬于某個階層或者某個地區的民意代表，在現實生活中他們享有比普通公民更多的權利。譬如，按照《代表法》的規定，人大代表在人民代表大會上的發言不受追究，所以，人大代表或者政協委員在發言的時候更應該謹言慎行，否則就會出現權利濫用的現象。從制度設計來看，政協副主席和人大的領導都是國家公務員，他們屬于領導階層，所以，當政協副主席嚴厲批評鐵道部工作的時候，不是公民面對政府機關，而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之間的責任追究。

　　眾所周知，在實行代議制民主體制下，民意代表可以代表選區居民自由表達各種意見，可以對政府工作提出各項批評。政府有義務而且必須及時作出回應。鐵道部新聞發言人利用互聯網，公開回應政協副主席的批評，是現代民主政治的常態，也是新聞發言人應盡的本分。

　　可見，在春運期間鐵道部工作是否應該接受批評的問題上，政協副主席的“問政”方式存在改進的空間。假如政協副主席利用法律規定的職權，要求鐵道部門公布事實真相，或者要求鐵道部新聞發言人提供有關事實材料，那么，既可以達到為民請命的目的，同時也可以督促鐵道部改進工作。如果在重大自然災害處理問題上存在嚴重的社會分歧，在民主政治體系下的通常做法是，由民意機構召開聽證會，要求政府官員接受民意代表的質詢。如果政府官員不能提出有說服力的證據，或者政府官員提供的材料不足以平息民憤，那么，政府官員應當引咎辭職。

　　中國當前的政治是協商政治，這種政治的特點是由權力機關各個部門閉門協商。廣東省乃至廣州市政協委員開門議事，公開表態，是中國社會政治轉型的必然要求。但由此帶來的問題是，如果政協委員或者人大代表的發言存在明顯的問題，那么，政府有關部門是唯唯諾諾、不予置評，還是主動應對、公布事情真相？

　　這場在政協副主席與鐵道部新聞發言人之間發生的爭議，可以看作是中國民主政治發展過程中的一個小插曲。我們贊賞政協副主席批評政府的立場和態度，也同樣鼓勵政府機關新聞發言人及時披露公眾感興趣的信息，滿足公民的知情權。同時我認為，公眾和媒體也應該注意另一個重要的問題：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都是具有特殊法律地位的“發言者”，不能把他們看作是普通公民；可以這樣說，國家權力機關工作人員不宜隨意“發炮”，公民可以直接履行對政府批評和監督的權利，可一旦通過民意代表發表意見，或者通過新聞媒體公開表態，那么，就必須對自己的言論負責———唯有建立在事實和責任基礎之上的批評與監督，才能真正提高民主政治的效果和品格。 (喬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