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歲的四川保安廖曉峰文化素質并不高，但他在1998年注冊了國內第一個勞工NGO.那時，他身后的珠三角從全國吸引了4000多萬勞工，也帶來了占全國30%以上的勞動爭議案件。

　　1996年12月，廖曉峰替老鄉討回第一筆工傷賠償金，之后，他開始代理一些工傷案件，并收取相應的代理費，漸漸地有些“專業戶”的味道了。

　　1998年8月1日，廖曉峰在廣州番禺成立“打工族文書處理服務部”，決意為打工者提供更多的法律服務。此時，他的巴蜀老鄉周立太律師正在珠三角為勞工奔走呼告。當廖興沖沖地去辦理營業執照時，工商部門卻因廖曉峰未取得律師證，只批準“代理文書處理”，強調“不含法律咨詢”。

　　“這也是所有NGO面臨的問題，”黃巖的調查論文認為，“因為中國法律對NGO注冊登記方面限制得非常嚴厲。勞工機構想以公開的勞工服務或勞工自我組織等名義注冊基本上不可能。”

　　2004年，湖南洞口人張志儒和幾名志同道合者在深圳籌備外來工協會，他們先去找工會合作，被告知這種事是堅決不支持的，因為中國有工會組織。后來張志儒寫信給深圳市市長，市長批示給民政局，張志儒拿著市長的批示去找民政局，滿以為這下肯定能批下來，卻沒想到民政局的工作人員說，“這事絕對不能批給你們，誰批給你們誰就要下臺的。”

　　至今也是如此，在珠三角地區，勞工機構大部分是以個體工商戶注冊的，有一些根本就沒有注冊。張志儒的外來工協會終究沒批下來，只能注冊了一家“春風勞動爭議服務部”。但張仍執拗地掛起了深圳外來工協會的牌子。

　　外來工協會宣稱，凡是加入該服務部的工人會員可獲得法律支持。它的目標是，三年后在珠三角地區的每一個工業園和鎮區都有服務部的分支，發展5萬名會員。

　　在張志儒看來，勞工維權組織將對外來工與資方的矛盾起到紓解作用。但政府顯然并不這么想。珠三角的勞工組織絕大多數接受了境外基金的資助，這也決定了政府對NGO的態度。“總覺得有人在不放心地看著我們。”張志儒說。

　　近年來NGO的境況還是有所好轉。“幫助工人理性維權，他們的行動逐漸得到政府默認或許可，”一位NGO人士介紹說。

　　但在2006年，深圳市人大會議期間，深圳外來工協會與其他幾家勞工機構聯合發起一個萬人簽名活動，要求當地人大修改關于勞動仲裁收費的相關法律規定，他們積極與人大代表聯系，嘗試在體制內發出自己的聲音。

　　但張志儒們沒有在人大代表里那里找到代言人，他的深圳外來工協會的牌子被強行取下。

　　勞動部門的牌子也被憤怒的農民摘下來了。2006年12月26日，工人張百寧因不滿其討薪訴求被駁回，一怒之下將懸掛在深圳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所在大廈門口的深圳市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招牌摘走；2007年2月5日，龍崗區勞動局招牌，再次被一群討薪半年無果的工人摘走。

　　這些事情的發生足以讓勞工維權組織的領頭人們對企業工會的作用嗤之以鼻。“它的存在僅僅是某種宣傳的需要。”劉開明說。在珠三角外來工領域，工會被稱之為“聾子的耳朵”。

　　“勞工權益被大量侵犯，癥結在于政府缺位，工會無為，”劉開明認為，在此背景下，民間勞工維權組織正起著“補缺”的作用。據介紹，劉所領導的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現已成為國內規模最大的勞工NGO，與黃慶南等勞工NGO不同，他們在尋求一種更為寬廣的道路，“與外來工維權個案相比，勞工組織為工人建立一個表達自己利益的平臺也許更有意義。在這里勞工可以平等地與老板對話、溝通，更有可能促使勞資雙方達致雙贏。”

　　在廣東開平興達公司，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與SAI8000認證機構在工廠中建立了“員工委員會”。作為工人與企業溝通的渠道，員工委員會不僅有效地提高了工廠管理效率，得到了工人的肯定和認同，還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的反響，興達公司的員工委員會代表多次到其他工廠傳播經驗。

　　盡管對這一模式在珠三角地區能否全面推廣，政府還一言未發，劉開明仍信心十足。他說，珠三角民間勞工NGO多年來的探索，為化解勞資沖突和維護社會穩定提供了有益參考，“對政府而言，理性面對并接納民間創造，這是一種創新制度的開始。”

　　膨脹過快 良莠不齊

　　由于沒有接受過專業的法律培訓，勞工維權人員文化素質普遍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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