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于要結束了。”杭州紀檢系統一位人士說。一年來，查辦杭州環保系統腐敗案，占據了他們大部分的時間，“最忙的時候，幾乎要天天加班”。

　　從杭州市環保局到以下區縣分局，從機關單位到帶營利性質的杭州市環境保護科學研究院，從2006年6月至今，杭州所轄屬13個區縣市中，除蕭山區、淳安縣外，幾乎各地環保官員均遭紀委談話。

　　南方周末掌握的材料顯示：窩案涉案九十余人，目前追究法律責任者23人，其中杭州市環保局系統處級黨員干部5人、區縣環保局領導9人。

　　灰幕漸啟

　　“要死大家一塊死么！”人人自危一年后，杭州上城區環保局局長任蔚彬被捕時擱下的這句狠話，像是讖語，在杭州環保系統盤桓籠罩，揮之難去。

　　上城區環保局原局長任蔚彬是揭開“潘多拉盒子”的第一人。2006年夏天，任因受賄被人舉報，被杭州紀委雙規，7月1日，旋遭刑事拘留，成為杭州環保系統第一位落馬官員。

　　任蔚彬為自保，檢舉揭發了杭州市環保局污染控制處長孫波收受杭州綠園油脂有限公司副總潘懷玉賄賂案。41歲的孫波在調任杭州市局前，在上城區環保分局前身上城區環保管理站工作。他的另一個關鍵身份是介紹綠園公司行賄杭州各區環保官員的掮客。

　　綠園公司是由杭州著名的全國日化行業重點骨干企業東南化工廠全資設立。它獲環保局獨家授權，從全城廢棄的泔水油中提取工業用油脂，作為肥皂所需的重要原料。

　　杭州市環保系統人員證實，身為市局污控處長的孫波與該局辦公室主任嚴張良、西湖分局局長戚文娟等過從甚密，經常一起喝茶、搓麻將，以致麻將之風在環保系統竟成了重要的交際手段。經常下基層的嚴張良更將這一“經驗”帶到下屬各縣，在“修筑長城”的過程中建立親密關系。

　　巧合的是，杭州市環科院與任蔚彬曾任職的原拱墅區環保處(拱墅區環保分局前身)同處杭州市德勝路218號。2002年調任上城前，任蔚彬曾在此與杭州市環科院院長潘駿同樓相處1年多。杭州市檢察系統人士承認，正是這種錯綜復雜、盤根錯節的關系，讓這些官員相互介紹、彼此感染、又彼此熟悉。

　　任被捕后不久，杭州市紀委一位人士證實，潘駿也因涉嫌貪污遭刑拘。由二潘和孫波入手，杭州紀委開始揭開環保系統隱蔽多年的黑幕。

　　危險的“環評協作費”

　　“環保產業中不正當的交易行為和商業賄賂問題，是影響環保系統和環保產業健康發展的‘毒瘤’。要警鐘長鳴、防微杜漸。”去年3月25日，杭州市環保科學院院長潘駿在全院反“商業賄賂”會議上發言，兩月之后，聲尤在耳，他已身陷囹圄。

　　“這是他自己最好的注腳。”承辦潘駿案的一位人士表示，作為杭州環保系統“大崩盤”中的關鍵人物，正是潘領導下的環科院及其下屬單位的“環評協作費”商業賄賂，才將各區縣的環保官員們一一覆沒。

　　按環保法規定，建設污染環境的項目，涉及污染的企業開辦、合并、擴建、轉讓等，均需經環保部門的審批。而審批前，則需進行環境影響評價，簡稱“環評”。作為市環保局的直屬單位，環科院從事的恰是營利性很強的環評工作。

　　拱墅區法院的判決證實，潘駿到任之時，環科院每年業務量只有二百多萬元。為搶占環評市場，潘駿打破市場給“中間人”10%-20%的慣例，亮出30%的高額回扣，名曰“環境影響測評項目協作費”(簡稱 “環評協作費”)。這些費用，大多以現金、轉賬或工資方式給付于環保機構。

　　高額回扣很快贏得青睞。各區縣環保局紛紛將各自審批的環評業務推薦給杭州市環科院。環保局既是審批者，又是介紹人，需要環評的企業不得不乖乖服從。

　　杭州環保系統行政權力的支持，很快兌換成了金錢。潘駿主政5年間，環科院的環評業務量一路飆升。2002年是四五百萬，到了2005年便已創下2400萬元的紀錄。環科院投桃報李，為此返還的“環評協作費”高達740多萬元。

　　杭州市環保局一位老干部說，潘駿因“政績斐然”“能力突出”，多次被杭州市局評為先進工作者和優秀黨務工作者。2003年，市局系統曾盛傳潘將成市局副局長候選人，但終因舉報太多作罷。“環評協作費”一度成了環保系統員工福利的主要資金來源。“整個系統都是這么做的。”任蔚彬在其反省材料中說，“環評協作費”是公開的秘密。“單位到我們這里來做審批，一定要提供環境評價，我們會推薦一些環評單位，環評單位再給我們一定比例的返還。”

　　任蔚彬承認，僅2002年到2006年，在其授意下，上城環保分局收取的“協作費”一項就有近56萬元，這些錢均被納入小金庫，用于職工福利。

　　南方周末記者掌握的多份判決顯示：在桐廬，2003年至2006年的45.5萬元“協作費”則被“局領導班子”以獎金名義私分。桐廬縣環保局副局長袁志良被捕后供認，前局長洪謝芳退居調研員、原副局長郎金龍扶正后，洪仍得以“副職”標準繼續分享，分到獎金8.3萬元。

　　在臨安，環保局副局長萬加連為杭州市環保技術咨詢服務中心介紹業務，獲贈6萬元。

　　在富陽，杭州環科院同樣向市環保局項目開發科長王永平許以30%的回扣。2001年7月至2002年7月，杭州市環科院在富陽僅承接了約30萬元的環評業務，王拿到8.49萬元的回扣。

　　“泔水油”工作經費

　　今年10月，杭州市環保局監察室副主任陳玉蘭接受媒體采訪時說：“在環評收費返還問題上，局黨組也早有發覺，但沒有具體辦法，導致各環保分局干部職工互相攀比福利待遇，形成極壞的風氣。”

　　利用職權收受回扣、私設“小金庫”發放福利的做法因此一度泛濫。杭州綠園油脂有限公司的“泔水油”工作經費是各級環保局“小金庫”的另一筆固定收入。

　　知情人士回憶稱，2002年5月，杭州市發布《加強廢棄食用油脂管理的通告》，決定將杭州餐飲業每年三千多噸的廢棄食用油脂納入政府的統一管理。為此公開招投標企業，授予其在市區獨家回收加工的權力。要獲得此項目，直接掌握污控管理權的杭州市環保局污控處長孫波正是關鍵人物。

　　事后證實，潘懷玉與東南化工廠董事長陳培元僅以2.7萬元和一只價值4000元的三星手機，就獲得了孫波的鼎力協助。在激烈的競爭中，拿下了獨家經營權，并為此成立了杭州綠園油脂有限公司。在此期間，孫波“有求必應”，“他們想到的，我給他們辦好，他們沒有想到的，(我)幫助出主意協調處室和部門積極辦好。”孫波在反省材料中說。

　　2003年，綠園公司被正式確定為杭州市泔水油回收單位，因泔水油回收需各區環保分局協作，孫波為之引線搭橋，綠園公司于是給各區環保分局準備了每季度1萬元的工作經費。這些“工作經費”，同樣進入了各分局“小金庫”，用于職工福利。

　　沒有監督的“生態補償專項資金”

　　更大的漏洞在于生態補償專項資金(包括 “環保補助資金”)。

　　2005年6月，杭州市就專門下發文件，在市財政已安排數年的1.5億元專項資金基礎上，新增5000萬元，用于補償重點排污單位治理污染源及環境污染。

　　但高達2億元的專項資金，設立伊始，審批權就一直缺乏有效監督。這筆錢安排給誰、安排多少，全由環保部門自己掌握。在多份南方周末記者掌握的司法材料中可見，在七八年內被環保系統官員頻頻以虛報項目手段，任意支取。

　　任蔚彬在反省材料中說：“比如我們給你安排5萬元專項資金，你能不說給我們單位搞個一萬元錢的福利，也不是說一定要從專項資金里(出)，一般來講企業為了自己的利益，都肯的。”

　　2001年，時任拱墅環保處處長的任蔚彬支付中大鋁業公司環保補助資金5萬元，但企業很快將其中2萬元送還作為拱墅環保處員工的獎金，而任則另獲得1萬元。當年下半年，任蔚彬以虛報治污項目的手法，從市環保局再次支取了5萬元。這筆錢打入了杭州現代汽車維修公司，最后仍由任與職工共同瓜分。

　　另一種手段看起來更為大膽，但依然沒有任何障礙和風險。

　　2005年下半年，桐廬凱幸石雕工藝有限公司經洪謝芳授意，偽造“杭州凱幸石雕工藝有限公司”公章，由桐廬縣環保局前局長洪謝芳出面向孫波與杭州市局辦公室主任嚴張良申領環保補助資金。孫、嚴兩人在明知其申請報告內容造假，而其他應該具備的材料都不完備的情況，仍向其發放了28萬元環保補助資金。這些錢，洪分得6萬，嚴獲5萬，孫波2萬。

　　除了環保補助資金，孫波在負責安排監測補助資金、備件庫補助資金過程中也大膽作弊。下城區法院認定，孫與杭州環保成套工程有限公司經理楊東濤預謀，通過另尋單位走賬方式，違規向該公司發放補助資金70.26萬元。楊則分批回饋孫16萬余元的錢物。

　　在余杭區，環保局長陸壽良被控濫用職權，明知蔡氏紙業公司的生產線不符合補助條件，仍以提前關停和搬遷生產線的名義，發給該公司環保補助資金95萬元。同時，陸還為多家污染企業尋求環保補助資金，從中受賄7.7萬元。余杭區環保局分管污染控制科的副局長俞掌興，則收受多家區控污染企業賄賂14萬多元、歐元2000元。

　　2007年10月26日，52歲的杭州余杭區環保局原局長陸壽良，因涉嫌濫用職權、受賄18.1萬元，在余杭法院大法庭受審。余杭各機關主要負責人全部就座，在前同僚的懺悔中，接受“預防職務犯罪警示教育”。

　　4天后，同一地方，陸的副手、余杭環保局副局長俞掌興因涉嫌受賄再次受審。

　　時至今日，此起彼伏間，這場歷時一年的大規模整肅趨向結束。

　　然而，惡果已然種下。2006年9月，杭州市在整個浙江省年度環境綜合整治定量考核中處于末位。此前的5月，杭州市直單位綜合考評71家單位中，杭州市環保局位列倒數第一。(本文所述事實均依據相關法律文書)（記者 呂明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