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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文化中國行·長江之歌丨一粒米的萬年行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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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中國行·長江之歌丨一粒米的萬年行旅

        2024年12月21日 09:40 來源:潮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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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記者認識的考古人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蔣樂平不太“出挑”,很少說話,習慣“單打獨斗”。30多年,他一個人帶著一群技工,在浙東、浙中地區奔走,在錢塘江流域的山水間流連。

          他一個人,走了多久?

          一萬年。

          從十萬年到一萬年

          如果你到浙江浦江的上山考古遺址公園參觀,會看到展廳里掛著“萬年上山 世界稻源”的題詞,題寫者正是中國工程院院士、“世界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展廳里,很多人看到那顆得用放大鏡才能看到的小黑點。2005年,第一粒比較完整的炭化稻米,在上山遺址中發現,距今1萬年,這是迄今考古發現的世界上最早的炭化稻米。

        上山遺址發現的距今10000年的炭化稻米。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供圖

          其實,1996年前,發現這粒萬年米的蔣樂平的“戀愛對象”,還是河姆渡文化,近10年間他一直以寧波地區為主要工作點。

          發掘于1973年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遺址,第四層年代距今約7000年,在遺址中發現了大量稻谷遺存堆積,中國稻作史研究的開創者和奠基人游修齡發現,這些稻谷是屬于栽培稻的秈亞種中晚稻型的水稻。這是當時世界上考古發現的最早的栽培稻,僅僅一個河姆渡遺址,就顛覆了稻作起源于印度之說。

          蔣樂平所在的河姆渡課題組的一個研究課題,就是弄清河姆渡文化的源頭。

          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長江中游澧陽平原距今9000年前的彭頭山遺址、距今8000年前的澧縣八十垱遺址、距今7000年前的澧縣城頭山遺址等,相繼發現了數量較多的炭化米、陶土中的稻谷印痕、栽培稻花粉等水稻遺存,豐富了稻作起源于中國的證據。特別是江西萬年縣仙人洞、吊桶環,湖南道縣玉蟾巖三處洞穴遺址,均發現了距今約14000年的早期水稻遺存,是目前世界上發現年代最早的具有栽培特征的水稻遺存,把長江中游稻作栽培開始時間大大往前推進。

        湖南永州道縣玉蟾巖遺址炭化稻谷。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供圖

          當時,26歲的蔣樂平想得很多——

          “一條錢塘江,就能阻隔良渚文化向南擴展嗎?”

          “寧紹地區存在良渚文化嗎?”

          “7000年到5000多年,難道都叫河姆渡文化?地域橫跨整個錢塘江以南,時間橫跨2000多年,我不主張泛河姆渡文化。”

          ……

          考古發現不是問題的結束,而是問題的開始。

          2002年,發現上山遺址后不久,蔣樂平給北京大學碳14實驗室的吳小紅博士打電話,順帶說起上山遺址的年代確認問題,他很遺憾,覺得缺少合適的樣品來測年。吳小紅聽說上山出了夾炭陶片,提議拿這個來測,她提到,有一種新的加速器技術,可以用少量碳素進行測年。

          2003年元旦剛過,蔣樂平還在為跨湖橋遺址發現獨木舟的事情興奮,一天,接到了吳小紅的電話,測年結果出來了。按規矩,需要先把費用寄過去,才能寄數據。

          蔣樂平隱約覺得吳小紅話里有話,欲言又止。

          幾天后,他收到了來自北大考古文博學院的信,表格里4個測年數據顯示,距今11400年至8600年。

          “這是一個抓破腦袋也想不到的年代。它意味著中國東南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歷史將被徹底改寫。可以認為,上山遺址年代的測定,才是上山遺址發現的真正標志。”

          上山不只有稻米,還發現了稻作工具。近年來,上山文化稻作遺存以及與之相關的農業經濟行為,不斷刷新著我們對稻作起源進程的認知。出土的夾炭陶片的陶胎中發現有大量的稻殼、稻稈和稻葉作為羼合料,這說明先民們用石片石器收割水稻,通過石磨盤碾磨完成稻米的加工。

        上山遺址夾炭陶片中的稻殼等。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供圖

        蔣樂平用石磨盤進行稻谷脫殼實驗。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供圖

          2020年10月,蔣樂平帶著稻米的“完整證據鏈”,去湖南長沙拜訪袁隆平先生,他指著石磨盤和石磨棒的照片介紹道:“這是萬年上山碾磨稻殼的工具,您看到的只是其中的一顆稻米。農業證據找到很不容易,我們找到了豐富的、完整的證據鏈。”

          袁隆平贊嘆:“萬年稻米啊,不簡單!不簡單!”

          通過中國考古人的探索與發現,稻作起源于中國長江中下游成為國際學術界的共識。

          北京時間2024年5月24日,國際權威學術期刊《科學》(Science)在線刊發了來自中國科學家團隊的論文。中國科學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科研團隊與全國13個單位緊密合作,利用植硅體微體化石分析等方法開展浙江上山文化區水稻起源研究,這項研究告訴我們,水稻從野生到馴化的這條證據鏈,在長江下游地區錢塘江流域找到了。這粒米,走過了漫長的10萬年連續演化史。

        上山文化下湯遺址出土石磨盤、磨石。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供圖

          從詩與遠方到何以中國

          11月9日下午,一場跨越7000年的“插稻”儀式,在中日兩國考古學家手中傳遞。

          在日本舉辦的“稻作與東方文明”展覽開幕式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方向明拿著手中的稻子說,“插稻”源自7000年前河姆渡遺址出土陶缽上的稻穗紋,現藏于浙江省博物館,“這是迄今發現最早的稻神盆景”。

          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吃貨”不分古今。想要烹飪小粒性食物的需求,促使了陶器的發明,也揭開了人類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新篇章。

          江西萬年縣仙人洞、吊桶環和湖南道縣玉蟾巖發現了目前世界上最早的陶器,距今18000年。上山文化彩陶則是世界上最早的彩陶,是基于萬年前的技術與審美條件下的獨立發明。

          從萬年前的上山彩陶,到后續大雅千年的東方瓷器,一種代表東方的獨特審美,伴隨著稻作的傳承與發展,永續閃耀在世界文明的燦爛星海之中。

        上山文化橋頭遺址出土彩陶。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供圖

        上山遺址出土大口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供圖

          長江流域高度發達的稻作農業、手工業極大地促進了社會的復雜化和文明化進程。

          距今7000年左右,在長江中游的湖南城頭山率先出現了城墻和城河形態。下游的良渚古城,中國最大的史前城市系統,外郭、內城、宮殿的三重結構,成為實證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城邦規劃之外,良渚人還建成了迄今所知世界最早的水利系統,這是東方先民尊重自然、利用自然,趨利避害、天人合一的偉大實踐,也是典型代表。2019年,作為東亞稻作文明最高成就的良渚古城遺址成為世界文化遺產。

        良渚古城遺址出土碳化稻米。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供圖

          絲綢、玉器、漆器等眾多稻作農業衍生的文明碩果,是東方文明的獨特標識,與世界文明交相輝映。

          養蠶繅絲成綢,是稻作農業衍生而出的又一精細纖巧的手工業。浙江河姆渡遺址出土的象牙杖端飾上刻畫的蠶形紋飾、良渚瑤山墓地出土的玉紡輪套件以及湖州錢山漾遺址出土的絲綢、絹片等,從中可見蠶桑絲織技術日益成熟。隨后千年,絹、紗、錦等眾多精美的絲織品從東方流傳到世界各地,時至今日,綾羅綢緞仍在世界范圍掀起東方的時尚風潮。

          玉器是東方文化的名片。近萬年的中國玉器史,在浙江良渚文化達到了史前玉器的巔峰。“溫其如玉”“君子比德于玉”,是中華文化獨特的審美和價值追求。

          這粒米,是何以中國的基礎。

          稻作農業向黃河流域的傳播,塑造了“早期中國”,成為中國多元一體格局中奠定一體化基調的重要基礎。北大考古文博學院副教授秦嶺說,黃河流域在粟黍農業起源后,迅速接受稻作,進而加入大豆和外來的小麥,共同構成了“五谷豐登”的中原文明農業模式。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一級研究員王巍說,中華大地各個區域之間早在距今七八千年時就發生了交流,稻作和粟作農業技術由此得以在各地傳播,為各地文明發展奠定了經濟基礎,在相互交流中逐漸形成共同的信仰。在此過程中,中原地區匯聚了各地先進的文化因素,為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乃至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稻作文明,正是中華文明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典型體現。

          從禾下乘涼夢到世界共稻香

          10月,金燦燦的稻穗垂向大地,秋風拂過稻田發出輕柔的沙沙聲響,和千年、萬年前一樣。這是今天中國水稻研究所門前的試驗田與展示田。

        中國水稻研究所的試驗田。潮新聞記者 劉玉涵 攝

          它們的耕耘者不是農民,而是育種專家。中國水稻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稻米》前執行主編龐乾林站在稻田前說,新一代農業科學家,扎根在稻田里,為的是實現一個“禾下乘涼夢”。

          新中國成立以來,一代代科學家潛心探索,水稻育種接連取得突破性成就。龐乾林說,從水稻矮化育種,到化不可能為可能的雜交水稻育種,再到超級稻育種,我國水稻單產實現了三次飛躍。

          “谷物基本自給、口糧絕對安全”,這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提出的新糧食安全觀。“中國人的飯碗任何時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端牢這個飯碗的關鍵,就在于水稻產量的提升。”原湖南省農科院副院長鄧華鳳說。

          2012年,鄧華鳳隨袁隆平赴印度參加國際雜交水稻學術研討會。袁隆平問他:“你知道我為什么要高產、高產、再高產嗎?”

          鄧華鳳想,不是因為這么多人要吃糧嘛?

          “我們作為水稻科技工作者,要有一種責任和擔當,就像高樓大廈、高鐵高速修在我們的肩上一樣。”袁隆平說,“我們把產量搞得更高,大家才有更大底氣和條件去搞建設、搞發展。”

          如今,水稻種植方式也發生了重大變革。“稻作技術的創新突出體現在機械化、信息化、智能化。”中國水稻研究所研究員王亞梁說,他主攻的正是水稻高產生理與機械化研究。2013年,浙江省提出建設集中育供秧中心,諸暨是第一個試點。“這幾年我們跨越了人工和機插的鴻溝,機械化栽插的均勻程度基本可以接近人工。”王亞梁說。

         

          “我國水稻產業雖然不斷獲得突破性成果,但也面臨著新的挑戰。”鄧華鳳特別指出,雜交水稻的國際化是重要的突破方向之一,“袁先生的第二個夢,就是雜交水稻覆蓋全球。”

          從長江中下游以南生發的稻米之路已經形成影響大半個地球的歷史文化格局。稻米作為世界人民的主食之一,全世界有一半以上人口食用,與玉米和小麥一起,占據世界糧食作物產量的前三位。

          鄧華鳳說,現在,雜交水稻已在全球近70個國家進行試種、示范和推廣,年推廣面積約1.2億畝。雜交水稻不只種植在非洲、東南亞國家,美國的雜交水稻種植面積也已占水稻種植總面積的60%以上。

          “天人合一、順應天時、精耕細作、家國情懷、憂患意識、和合人間,是中國稻作文化的精神實質。”龐乾林說,我國稻作文化既是顛覆性的,又兼具傳承性與創新性,還具有民本性,并由此誕生了中國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創新的時代精神。

          縱觀世界文明史,北緯30度線上的長江流域,是世界上唯一的濕地型農業文明中心,與黃河、西遼河共同孕育并塑造了中華文明。今天,稻作農業圈的交流和傳播,早已跨越時間與地域的限制,成為連接世界文化的紐帶。它不只是餐桌上的一碗飯,更是世界米食文化區共同的語言,也是一粒和平的種子。

          放眼世界,稻作文明所蘊含的可持續發展理念顯得尤為重要。稻谷在四季輪回中不斷生長、成熟,稻作文明與文化不僅塑造了亞洲乃至世界的農業景觀,更以其深厚的文化內涵和生態智慧,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了寶貴的思想資源。

          潮新聞 記者 馬黎 劉玉涵 湯霽英

        【編輯:邵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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