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本刊記者/王晨波 陳曉 □潘松濤
“企業改制賣賣賣，廠長洗錢快快快”之類的標語在江蘇改制國企中屢見不鮮。
三年前，國資重鎮江蘇雄心勃勃地制定了一份“激進”的國資改革計劃。今天，他們開始回頭審視改制風雨中的得失
10月15日，“國資重鎮”江蘇省并沒有等到國務院國資委及財政部、監察部等四部委的聯合調查組。此前曾盛傳，聯合調查組將調研江蘇國資改革。
但該省的國資“大管家”——江蘇省國資委并不輕松。這個擁有6000多億國資的省份正在展開一場國資改革中史無前例的“自查行動”。
自查自糾
“十一”黃金周之后，江蘇省國資委、財政廳、監察廳和省工商局四個部門組成每隊15人的調查團，四組分赴蘇北、蘇中、蘇南，調查國有企業產權轉讓交易過程中是否實行“陽光操作”，以及企業改制過程中MBO(管理層收購)的情況。
這場自上而下的“自查”行動是由國務院國資委、財政部、監察部，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8月中旬聯合下發的《關于開展企業國有產權轉讓管理檢查工作的通知》和國務院國資委《關于開展國有企業規范改制檢查工作的通知》中要求的。
“凡2004年2月1日以后，發生企業國有產權轉讓和國有企業改制行為的企業，全部列入此次檢查范圍。”江蘇省國資委產權管理處一位工作人員對本刊說。
據了解，本次檢查采取企業(單位)自查、自糾與有關部門重點檢查相結合的方式進行。由此，檢查分為前后兩個階段。
按照原計劃，第一階段是從9月15日至9月25日，省、市、縣屬企業及產權交易機構進行自查自糾。
江蘇省國資委監管企業所屬企業以及政企尚未分開的企業，分別由監管企業和省有關部門于9月25日前布置完成自查自糾，并向省國資委提交自查報告。省產權交易所亦于9月25日前完成自查工作，并向省國資委提交自查報告。
但是這個過程由于工作量巨大而被延長至國慶節前夕，而原本定于9月26日—10月12日的省國資委等四部門聯合重點抽查也被推遲到現在進行。
“全省的整體情況尚需半個月左右才能匯總，匯總后的結果將報至省委省政府。”江蘇省國資委辦公室那位工作人員說。
整個調查過程頗為繁雜，根據省國資委的一份文件透露，截至2002年末，江蘇全省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資產總額6459.09億元，凈資產2026.45億元。而市屬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資產總額有3086.38億元，凈資產969.43億元，均占全省國資的47.8%。這些市屬企業以南京、蘇州和無錫三市最為集中。
而據國資官員透露調查情況，江蘇部分地區存在產權轉讓監管不到位、協議轉讓較多、國有產權轉讓信息披露不及時、為趕進度造成流程不規范等問題。
其中，南京最引人注目。
政府主導
2002年初，被形象地稱為“三聯動”的南京國資改革全面啟動，這意味著南京國企將發生翻天覆地的改變：職工身份轉換、資產關系轉換、債務關系轉換。
這一年，南京市政府的一號文件《南京市國有工業企業“三聯動”改革工作實施細則》稱，“國有資本的比重逐步調整到30%左右”，且2004年為最后時限。
作為江蘇國資改革的樣板，南京國資改革一直在與時間賽跑。為了能在2004年順利到達終點，南京將市屬五大產業(集團)公司和東宇汽車(集團)公司(后簡稱產業集團)作為第一責任人，并排出所屬共320家企業改制的時間進度。按照計劃，這320家“三聯動”改革企業中，有100家要吸引多元投資；150家企業實行徹底改制，完全民營；70家企業關閉破產。政府與各產業集團簽訂完成“三聯動”改革目標責任狀。對具體單位，凡能引來外來資本者獎勵，對改革領導不力的企業經營者，采取必要的行政措施。
這最終招致了埋怨。“最近一份市里的自查問卷中，一道選擇題是：改制是企業自愿，還是政府主導？我選了政府主導。”成華(化名)說。成華是南京市一家中型二級企業的副廠長。從1997年就開始研究和實踐改制之道，因此被稱為“改制廠長”。
其實，早在上世紀90年代末，成華所在的企業就開始了改制探索。當時，企業的資產負債率高達77%，企業凈資產已經為負數。1999年，企業實行了一種特殊的產權改革方式。即由職工集體購買企業20%股份，便可獲得經營權。在三年內，再購得全部股份的51%，就成為企業的所有者。
江蘇省委黨校教授李炳炎將這種模式稱為最早的“工人持股”。“以往的改革總是將工人作為假想敵。而我們認為，真正的國企改制，應該是以工人為主體的探索。”李說。
這種模式曾經被國務院體改辦和經貿委專人調研并肯定過，被學界稱為國企改制的“南京模式”。
以職工自救方式進行的改制，使該企業經營逐年好轉，并于2001年盈利0.7萬元。這是自1994年虧損以來，該企業首次盈利。
2002年，企業的命運突然遭遇逆轉，之前改制被徹底歸零。因為這一年4月南京市開始實施“三聯動”改革。
根據改制文件規定，南京市國企改制可選擇的方式有三種：出售給民間資本，管理層收購，或者破產清算。“具體改制方案由企業管理層和產業集團共同商定。產業集團有一個關于改制的方案，雖然不公開，但在商討的時候，會引導企業往內定的方向去。”成華說。
為了完成改制時間表，各產業集團均為所轄企業安排了“出路”。成華所在的企業被歸入了破產名單。
“原來的工人自治方式被否定，產業集團方面認為這不是真正的改革，改制應該將產權集中在少數人手里，這樣才有效率。”成華說。而破產意味著企業600多名職工將失業。這是成華和他的同事們不愿看到的。
2004年7月，通過一位政府官員介紹，浙江一家房地產公司準備收購成華所在的企業。而成華也陷入了兩難境地：一面與資方在職工安置標準上同收購者討價還價，一面又要承擔工人不滿和失落的情緒。
交易中心成擺設
成華所在企業地理位置優越，浙江那家地產商最看好的又是土地。雙方一拍即合。但經過實際測量成所在企業的土地只有24畝。這顯然不能滿足地產商的胃口。地產商幾欲退出。他們最后折衷地提出，希望得到產業集團另一家停產企業的土地，該企業地處南京市最繁華地段——新街口附近。
經過幾輪的討價還價，最后在市領導的斡旋下，成所在的工廠以搭配出售的方式出手了。
“按照改制程序，這些應該是在南京市產權交易中心進行的。”南京市產權交易中心一位不愿具名的負責人對本刊說。根據南京市的規定，產權交易必須在產權交易中心掛牌。而掛牌的目的就是為了讓產權交易公開透明。
事實上，成華所在的企業最終也在產權交易中心掛牌了，但上述收購方的交易都是在產權交易市場之外談妥的。在產權交易中心掛牌成了一個“過場”。
因此，“產權交易中心的公示和競價，有時只是一個擺設。”李炳炎說。
無獨有偶，曾為江蘇第一大國企的中山集團，在股權受讓的過程中，同樣存在著這種現象。“當初政府已經和浙江民企杭州天安公司基本談妥，并達成初步協議，在產權交易市場掛牌就是履行程序。”中山集團一位內部人士對本刊說。
但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誰都沒想到掛牌當天，這家虧損多年的老牌國企竟然又引來一家新的收購者——深圳一家投資公司。
這家民企業當即與南京產權交易中心簽訂了委托協議書，并按公告要求將人民幣2000萬元匯入南京產權交易中心指定賬戶。但是，10天后產權交易中心突然通知中止中山集團公司的整體資產經價轉讓活動。其理由是“中山集團無法提供合作改制的框架協議”。
“這顯然是借口。”深圳那家企業的人士對本刊說。他們認為，南京市國資辦已經內定了中山集團與杭州天安合作。
10月14日，本刊來到剛剛搬家的南京產權交易中心，這個原本隸屬市財政局的機構已經移至市國資辦之下。“因為地處偏僻，我們的位置現在不好找了，搬完家很多文件還沒有整理好。”中心一位人士介紹說。
根據改制文件規定，南京所有的國企產權改制必須通過產權交易中心，但產權交易中心一位人士也認為，“我們只能保證程序上的合法，但是場外的交易和政府干預我們就無從得知了。”
“產權交易中心對并購企業有好處，因為如果國資委真要來查，從產權交易中心是看不到任何紕漏的。”原江蘇體改辦的一位人士對本刊說。
MBO之亂
10月15日，位于南京長虹街的南京市玻璃器皿廠正在進行著改制，廠門外貼著標語橫幅：企業改制賣賣賣，廠長洗錢快快快。
據江蘇小康與現代研究中心副主任劉東和介紹，該廠用MBO(管理層收購)方式改制，廠內大亂，工人反應激烈。“標語，橫幅，聚集在一起或低語或憤慨的工人，這似乎成了南京這一輪國企改制最常見的景象。”劉說。
但是，在各種改制中怨言尤甚的就屬MBO。事實上，這也是政府力推的改制方式。“整個江蘇省對于MBO也是比較支持的，在上世紀90年代末的鄉鎮企業改制中，該省積累了大量的MBO經驗，如現在的紅豆集團和沙鋼集團等都是典型。”國資委政策研究室的一位官員對本刊說。
對于鼓勵實施MBO，南京市國資辦副主任傅剛曾有過這樣的解釋：企業的持續發展、職工隊伍的穩定，需要穩定的經營者，財富的積累與管理者的努力工作分不開，實行MBO要求管理層按資產數額，自己掏錢增值擴股，這樣做其實是將企業的長期發展與管理層捆到一起，增強責任心。
據本刊了解，南京市高層對改制的方案也有不同意見。市政府更傾向于引入民間資本，增加增量資產進行改制。而產業集團等直接領導層，則更支持管理層MBO。
他們為此出臺了相應的優惠政策。比如，南京機電產業集團2002年9月出臺的《南京機電產業集團有限公司企業“三聯動”改革工作操作意見》規定，按經營者擔任本企業廠級正職稱期間，累計實現稅前利潤或凈資產增值額(累計減虧額視同)的5%比例計算獎勵，最高不突破200萬。經營者在本企業擔任正職不滿5年的，大型企業獎勵不低于30萬，中小企業獎勵不低于20萬。任職超過5年的，按大型企業6萬/年，中小企業4萬/年的標準遞增獎金。
另外，在改制門檻設置上更是傾向性明顯。以南京山西百貨為例。2003年6月12日，南京山百在南京產權交易中心掛牌。公告沒有說明該企業的基本狀況，但列出要求意向受讓方必須具備的諸多條件，其中一條是受讓方“有15年以上百貨零售業經營歷史”。劉東和對本刊說：15年前南京的百貨零售業還沒有向民營資本開放，南京山百這一條事實上排除了民營資本收購的可能性。結果到報名截止時，沒有一家企業符合條件報名，于是南京山百實行了MBO。
政策的利好，使得南京很多企業管理層都選擇了MBO。根據南京市產權交易中心從2003年1月1日到今年1月28日的統計數據，該中心工完成交易項目237個。以MBO方式受讓資產的為145項，占61.18%。
MBO大規模應用在南京飽受當地學者和工人們的非議。按照MBO的操作程序，由實施收購的企業管理層提出改制預案，其中包括對企業資產的核銷估價。這就涉及到改制中最敏感的國資流失問題。
在南京市2002年發布的16號文中，關于資產的審核，核銷和評估問題，是如下規定的：企業在資產清查中各項資產盤盈、盤虧、損毀、報廢、壞賬擔保損失以及其他潛虧損失，經審計后按實際凈損失予以核銷。這一規定意味著政府在鼓勵核銷國有資產。“如果核銷得越多，資產數量越少，管理層收購的時候需要支付的錢就越少。”原江蘇省體改辦的人士說。
而不良資產的核銷，由授權投資主體產業集團公司董事會負責審批。報市財政局或地稅局核準或備案。資產核銷額3000萬元以上，報市振興工業指導小組辦公室復核。監督體系中，產業集團是最直接的一道監督關卡。如果這一關沒審核出問題，往上報批通常也會很順利。
目前，南京市國企改制的最直接責任主體——五大市屬產業(集團)公司和東宇汽車(集團)公司，面臨被撤消的命運。因為南京市計劃最終將國企改制中剩余的30%國有資產合并為一個國有資產公司。如今改制接近尾聲，數家產業集團的合并也迫在眉睫。這涉及到集團內部的人員調整。“負責監督把關的人員，自己也處在改革的風口浪尖，面臨著職位的變動。這種心理有可能使他們在審批MBO方案時把關不嚴。”李炳炎說。
東家缺位
“雖然動手晚了一點，但江蘇被認為是國資改革最為激進的省份之一。”國務院國資委政策研究室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員對本刊評價說。
其依據之一是，江蘇省政府在2002年第135號文件中稱：“國有企業改革的主要目標是：到2005年，基本完成國有經濟的戰略性布局調整和企業改組……國有資本從一般性競爭領域和中小企業基本退出。”
這種帶有明確“時限”的國資改革綱領在國內其他地區并不多見。由此，也帶來了江蘇省各市的國企改革也制定了相應的“時限”，比如南京就要求今年基本完成國企改制，呈現出一種“時不我待”的姿態。
據了解，到2003年底江蘇地方國有及國有控股大型企業的改制面已達94%，其中中小企業改制面突破96%，2003年全年實現重大企業改制和資產重組項目70多項，涉及資產230多億元。
為什么江蘇如此的“迫切”？
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江蘇周邊的兩個鄰居已經遠遠的把它甩在后面，那就是浙江和上海。特別浙江沒有國家投入，沒有太多自然資源，但經濟卻遠遠超過江蘇，這令江蘇倍感壓力。
“浙江早在上世紀90年代末就基本完成了國企改制。”杭州天安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周國敏對本刊說。他認為江蘇現在很多做法同當時的浙江有些相似，“江蘇有種追趕心態。”
同時，另一眾所周知的原因是，作為國有資產總額達6000多億元的國資大省，凈資產僅2000億元左右。龐大的負債和大量國企員工都讓江蘇感到不能承受之重，再加上長期投資不足，導致全省工業總量增長緩慢。
以南京為例，到2001年末，南京市14家授權投資主體中，賬面總資產437億，賬面總負債300億，其中銀行負債140億，欠職工內債13億，扣除資產損失、賬物不符的100多億元資產后，實際凈資產基本為零。
由此，“江蘇展開了一場行政強力推動下的快速產權變革。”李炳炎對本刊說。
但令人擔憂的是，與之相適應的地方國資出資人卻始終沒有到位，江蘇省市一級國資委遲遲沒有建立。
“難道要等到各地國資改革完成之后才組建各地國資委嗎？”原江蘇省體改辦的人士稱。南京國資委原計劃在9月份成立，但至今遲遲沒有掛牌。
(文章來源：《中國新聞周刊》總第20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