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勇氣”號火星探測器成功登陸，成了全世界矚目的頭條新聞。在諸多有關報道中，我們得知，在這次星際科學探索中，華人科學家扮演了相當關鍵的角色。目前有三百多位華裔科學家在美國太空總署工作。其中一位叫李煒灼的，是美國宇航局“噴氣推進實驗室”火星計劃的任務計劃官，負責協(xié)調(diào)科研計劃、探測器和飛船運行等全面的工作。人們可以從電視屏幕上看到他專心致志地盯著計算機屏幕，發(fā)出一連串清晰的指令，最后激動地從座位上站起來，蹦著跳著揮著拳頭，為“勇氣”號成功著陸而跟現(xiàn)場的負責人緊緊擁抱。

　　按照咱們的慣性思維，如此重要、如此機密的工程，竟然讓那么多有“海外關系”、理應屬于“控制使用”的“外國人”參與其中，而且還占有重要崗位，安全嗎？在美國參與“勇氣”號工作的噴氣推進通信及雷達專家沈毓賢介紹，被稱為“火箭之父”的著名物理學家錢學森，就曾是“噴氣推進實驗室”三位創(chuàng)始人之一，“用數(shù)學來做火箭的彈道仿真，那個部門就是錢學森負責的”。錢學森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回到中國，可以想象“問題的嚴重”。

　　但是，事情卻確實是這樣的。

　　公劉在一九八八年曾撰文《密特朗當過戰(zhàn)俘》。文章說，密特朗擔任了兩任總統(tǒng)，“倘用中國的正統(tǒng)眼光審視，必定習慣性地首先看到『污點』：『當過戰(zhàn)俘』，這種人還配當總統(tǒng)？”但是，人家法國人讓他當了。其實，何止密特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領導英國人民打敗德國法西斯的首相丘吉爾也當過戰(zhàn)俘。在爭奪南非金礦的“波爾戰(zhàn)爭”中，丘吉爾于一九○○年被波爾(荷蘭文義為“農(nóng)民”)俘虜過。斯大林有一句“豪言壯語”云：在蘇德戰(zhàn)場上，蘇軍只有烈士和叛徒，絕不會有俘虜。按此有罪推定邏輯，法、英兩國居然發(fā)瘋得選叛徒為領袖了！既然“叛徒”都可當總統(tǒng)、首相，僅僅有華人血統(tǒng)，按無罪推定邏輯當然可以參與機密的研究活動。

　　至于說這個華裔團隊的貢獻，那是明擺著的。美國佬這一手是聰明還是傻笨，似乎也不必多說。

　　要思考總結的是，諸如此類的“血統(tǒng)論”、“成份論”……和寧可錯疑一群，不可放過一個的有罪推定邏輯，會導致失去多少人才，多少成功的機會？當年秦始皇的統(tǒng)一中國，得力于聽取了李斯的意見，收回驅逐被疑為“間諜”的外國客卿的命令。“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李斯這句名言我們許多人都記得。

　　不久前召開全國人才工作會議，會上提出，要樹立適應新形勢要求的人才觀，“要牢固樹立人人都可以成才的觀念”，“不唯學歷，不唯職稱，不唯資歷，不唯身份，努力形成誰勤于學習、勇于投身時代的創(chuàng)業(yè)的偉大實踐，誰就能獲得發(fā)揮聰明才智的機遇”，“堅決破除那些不合時宜、束縛人才成長和發(fā)揮作用的觀念、做法和體制”。“勇氣”號的成功，給我們的人才工作提出了很有用的東西。（來源：香港大公報 作者：牧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