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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是恐怖行動還是自然災害，一旦發生意外，采取什么措施都晚了。而北京、上海這樣的城市最擅長的恰好是意外發生后的應對，而不是危機前的預防研究，這讓人擔心。

　　文/文曄

　　小松昭良，日本防災心理學博士。作為專業性的危機管理學家，2003年，他出現在中國的幾個重大事故現場：云南大姚地震、上海浴室爆炸、重慶井噴災難事故等，為中國各級政府研究機關提供對策分析報告。1月6日，他接受了中國《新聞周刊》的專訪。

　　新聞周刊：作為多次趕赴災難一線的專家，您對中國危機管理的總體情況怎么看？

　　小松：中國政府從防災及反恐兩個方面入手加強安全管理，可謂成績顯著。尤其在上海和北京這樣的大城市，安全方面的硬件設施已與歐美諸國不相上下。

　　但是，與中央政府的誠實對策和高度重視相反,個人及現場負責人的安全意識還不夠。從重慶開縣井噴事故就可以看出，有些領導工作圖省事，對國家的安全生產標準視若無睹。所以說,中國最缺的是“預測意識”這個軟件，如果沒有這個軟件，如果管理者不轉換陳腐的思維方式，國家準備好的優秀管理體系和硬件設備都難以發揮作用。

　　新聞周刊：既然“安全意識”是軟肋，請談談中國同發達國家相比在這方面的差距。

　　小松：首先，是“預測意識”的欠缺。比如反恐行動方面——在與公安部門的多次合作中，我發現一些基層民警往往遵循一般刑事案件的常識和經驗來對付恐怖活動，這只會導致延誤時機和災害的擴大化。

　　例如在海關安檢時，衣衫襤褸或是戴墨鏡動作有可疑的人往往會被盤問，但是那些持有歐美護照、面相斯文的人往往被痛快放行。現代社會非常復雜，政治性恐怖活動多為高智商犯罪，僅憑經驗和常識是對付不了這種非正常事件的，警員應該有一種意識——身份明確的人里可能會有恐怖分子。要知道危險是存在于普通人想象力之外的，只有專門的應用誘導心理術來盤查的訓練才會有辨別的效果。在中國，別說是百姓，就是警員都缺乏對“預測意識”的訓練。

　　在東京，為了“安全意識”可以不惜成本。比如某個超市員工發現貨架中一瓶礦泉水被擰開了蓋子，他會報警，首先抵達現場的不是身著制服的警員，而是便衣警察，他們會封鎖現場，手法非常自然，沒人知道現場已被控制，之后便衣會偷偷地對周圍群眾錄相，并對水當場進行化驗，一切都在預案之中。中國的安全防范尚未做到這一步。

　　其次，是“安全知識”的陳腐。在眾人集聚的建筑物內發生了火災，經常可以發現，火災撲滅后，許多人手里拿著手帕死在安全門和玄關處。我個人分析認為，事故大半是由于以陳舊觀念為依據的安全教育引起的“人災”。現代化建筑物中99%以上使用了有機熔劑等易發毒氣的建筑材料，燃燒時會發出各種各樣毒氣，這些毒氣絕大部分是抑制神經的。如果煙霧中每平米有1%濃度的一氧化碳，只要吸一口氣就會瞬間失去知覺，30秒至1分鐘內當場死亡。然而，現在的消防教育仍然像木建筑物較多的時代那樣指導人們——從煙霧中逃生時要用濕手巾按住口鼻。逃生者誰會想到有些煙霧有300度的高溫？

　　到底該怎么辦呢？辨別煙霧的知識不是人人都能掌握的，安全教育的通用法則是——“遇事冷靜，有備而來”。因此，最為重要的是在平時就備好可攜帶的防毒口罩，提前確認好避難出口。心有準備則能使人冷靜。

　　新聞周刊：2008年奧運會將在北京召開，北京應該如何保證奧運安全呢？

　　小松：無論是恐怖行動還是自然災害，我可以說，一旦發生意外，采取什么措施都晚了。而北京、上海這樣的城市最擅長的恰好是意外發生后的應對，而不是危機前的預防研究，這讓人擔心。

　　保證奧運安全從現在開始并不算早，一些有組織高智商的恐怖分子有時要用5到6年來策劃一次犯罪。

　　2008年時，他們可能已經混入運動員的隨員隊伍，也可能成為領隊，志愿者等。針對這一情況，各級警方現在起應著手搜集有關情報，甚至可以應用心理測驗的盤查方法對危險分子進行觀察。比如說以新聞媒體或商品調查的名義來電話采訪對方，通過電話里的裝置測驗對方的心理緊張狀態。

　　對辨別恐怖分子的盤查方法和其危險性的分析方法目前已有21種(偵察學記錄)。有些人只是覺得好玩而進行爆炸投毒等恐怖活動，他們未必有動機和目的，有的人則有社會仇視的觀念，這就是當今時代的恐怖主義的特征——恐怖活動隨時隨地都有可能發生，中國警方已經意識到這一點，但恐怕還沒有有效的具體準備和偵察技術。

　　比如，聽到爆炸聲后，搶險是警察的第一反應。但有時規模較小的爆炸僅僅是為了引來一些人，聚集許多人后可能又會發生大規模爆炸。救護是我們亞洲民族的美德，恐怖分子卻利用我們的美德進行犯罪。對這些違反常規思維的事情警方應有所認識。我建議，我們應站在恐怖分子的立場來分析問題。

　　新聞周刊：也許有些讀者會有些好奇，為什么您一個外國人要在中國做防災研究？

　　小松：當前有些組織策劃破壞中國的制度與和平發展，這樣的恐怖行為不僅是中國一個國家的問題，而且是對亞洲和全球的嚴重的挑戰，我們堅持反對一切的極端主義，作為防災專家和學者，我希望用自己的研究成果，為中國政府的決策提供參考。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200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