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3月17日電 最新一期的中共中央委員會機關刊物《求是》發表署名何帆的文章《發展的中國經濟有利于世界繁榮》，通過分析與例證，對國外有關“中國崩潰論”和“中國威脅論”的論調，進行了澄清和批駁。文章同時指出，發展的中國經濟不僅能夠為世界經濟發展提供更多的機遇，也能夠提供一份信心和鼓舞。從長遠來看，世界經濟的繁榮離不開中國經濟的成長。

　　文章開篇入題，引載中共十六大報告內容稱：“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使社會主義中國發展和富強起來，為人類進步事業作出更大貢獻，這是我們黨必須勇敢擔負起來的歷史任務。”從我國經濟發展對于世界繁榮影響的角度作一番回顧和總結，對于我們更加滿懷信心、踔厲風發地落實這一歷史任務，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

　　該文還從一些確鑿的數字方面對中國經濟為世界經濟作出的貢獻進行了例證。統計顯示，從1978—2001年，中國經濟年均增長速度達到9.3%，為同期世界經濟增長速度的3倍。2002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超過10萬億元。與此同時，中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年均增長速度達到8.1%。據估計，2003年人均GDP將超過1000美元。一個占世界總人口1／5的古老國度能夠在20多年的時間內一直保持穩定高速的經濟增長，這本身就是對世界經濟的杰出貢獻。如果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從1980—2000年，中國經濟增長對世界GDP的貢獻率為14%，僅次于美國(20.7%)。中國的商品貿易和服務貿易對世界貿易的貢獻為4.7%，僅次于美國(14.4%)和日本(6.9%)。

　　過去20多年的經驗告訴我們，從外部環境來說，中國的經濟發展得益于從國外引進的資源、技術，得益于中國參與世界各國之間的分工和合作，也得益于世界經濟的繁榮和國際經濟秩序的逐步改善。

　　從國際貿易來看，中國的進出口一直保持了高速增長。2001年中國進出口總額達5097.7億美元，進出口依存度達44%，分別是1990年的4.4倍和1.47倍。盡管中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甚至高于美國、日本等開放程度較高的發達國家，但這并非像國際上某些人所聲稱的，中國正在世界市場上低價傾銷產品，造成全球過剩。中國對外貿易發展相當平衡，進口和出口都保持了較高的增長速度，都對中國經濟的進步做出了貢獻。由于中國國內的儲蓄率較高、在勞動力成本方面具有優勢、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選擇中國作為其加工和出口基地，使得出口保持了年均增長15%的高速度。出口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在20世紀90年代表現得尤其突出，由于新的消費層次和消費需求在當時尚未形成，但良好的國際經濟環境帶動了中國產品的出口，對外貿易成為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強勁引擎。20世紀80年代貿易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度平均只有0.5%，到90年代則達到7.5%。值得指出的是，盡管制造品在中國出口中的比重正不斷增加，但所謂中國造成發達國家“制造業空洞化”的觀點忽視了一個基本事實，即中國的出口中仍然以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中國出口到美國、歐盟和日本的產品中70.3%仍為勞動密集型產品，包括服裝、玩具、體育用品等。中國之所以在這些商品上占有較大的市場份額，主要是因為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化經濟體在從生產勞動密集型工業制成品向生產資本和技術密集型工業制成品的經濟結構轉型過程中，把這些產品的生產基地逐漸轉移到中國。與此同時，中國的進口也在大幅度增加。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從發達國家進口了大量的先進設備，引進鋼鐵、電子設備等整條生產線，提升了國內生產能力并推動了技術水平的進步。中國從美國、歐盟和日本進口的產品中有80%以上是資本密集型產品，如機器設備、計算機和電子產品等。此外，中國的出口中加工貿易占一半以上，因此，隨著出口的擴大，對中間產品和零部件的進口也隨之增加。分析中國的貿易數據能夠看出，盡管中國在90年代保持了較大規模的貿易順差，其中順差最大的1998年達到434.7億美元，占當年GDP的4.6%，但是，中國的貿易順差從未超過其貿易伙伴國GDP之和的0.2%，在過去10年平均僅占0.05%。最近4年，中國的貿易順差在逐漸減少。展望未來，隨著中國進一步開放國內市場，擴大內需政策進一步發揮作用，中國將尋找更為平衡的貿易發展道路。

　　從吸收外商直接投資來看，中國一直是一塊熱土。中國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吸引外資，90年代后進入迅速增長期。自1993年以來，中國吸引外資已連續9年居發展中國家首位。2002年，在全球海外直接投資大幅度減少的情況下，中國吸引外資仍然勢頭不減，首次突破500億美元，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引資國。目前，全球最大的500家公司已有400多家在華投資了約2000個項目。世界上最主要的電腦、電子產品、電信設備、制藥廠和發電設備制造廠都已經和正在把他們的生產網絡擴大到中國，將中國納入其全球生產和供應鏈之中。值得指出的是，中國吸引外資的增長并不是以亞洲其他國家的犧牲為代價的。高盛公司在一份報告中指出，在吸引外資方面，中國在亞洲所占比例的提高主要是在90年代早期。1993年之后，中國引入的外資在該地區的比例一直都很穩定。而東亞其他國家這一比例的下降是在1997年金融危機后發生的。這些東亞國家最近幾年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下降，原因主要在于它們在經濟結構調整方面的滯后，同時也受到周期性因素的影響。

　　文章還指出，隨著中國經濟的成長壯大，中國對世界繁榮的貢獻也越來越大。尤其是在進入21世紀之后，世界經濟并沒有像人們對千禧年的祝福那樣，能夠有一個良好的開端。隨著新經濟泡沫崩潰、華爾街丑聞層出不窮、美國對伊拉克動武帶來的不確定性，世界經濟一直行走在衰退的邊緣。美國經濟復蘇一波三折，歐洲經濟依然沉悶，日本經濟百病纏身，拉美國家遭到經濟危機的肆虐。在一片灰暗之中，中國經濟成為令人矚目的亮點。支持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因素有外部因素，但更重要的是擴大內需政策在起作用，主要地體現在國內宏觀經濟穩定和經濟結構的改善。中國政府執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為經濟增長創造了適宜的宏觀環境；住房和汽車等耐用消費品熱銷啟動了居民消費結構的升級換代，也標志著一批高增長行業的崛起；中國相對年輕的人口結構、較高的國內儲蓄率、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都預示著未來國內市場的巨大潛力。中國經濟發展雖然不能抵消美國經濟不景氣所帶來的巨大的負面影響，但卻能夠緩解世界經濟尤其是周邊地區在經濟調整中的陣痛。對此，文章從以下幾點進行了分析闡述。

　　首先，中國為世界各國尤其是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化經濟體在經濟不景氣時期調整產業政策提供了廣闊的天地，為世界跨國公司走出困境提供了一條途徑。美國《財富》雜志向3000名在中國的外國企業高級管理人員調查，結果表明大約70%的外國公司將增加對中國的投資。這一方面是由于“入世”效應，即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后，外國公司對中國的對外開放政策和經濟增長前景有了更大的信心。加入世貿組織意味著中國將在國內經濟政策方面越來越多地受到國際慣例和國際組織的約束，同時也提高了政策的公開化和透明度，是中國投資環境將進一步得到改善的長期利好消息。另一方面，受經濟衰退的影響，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化經濟體紛紛加快了產業結構調整的步伐。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產業結構調整的速度快慢決定了這些經濟體能否較早地實現經濟復蘇并維持較長時期的新一輪經濟增長。在過去的5年里，中國已成為日本在亞洲最大的電子零部件供應商。臺灣對祖國大陸的早期投資主要集中于面向出口的勞動密集型的制造業。然而，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其投資領域迅速擴展到技術密集型產業，特別是IT產業。當然，結構調整必然伴隨著陣痛，由于行動遲緩，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化經濟體的某些已經失去競爭力的行業會感受到來自中國的競爭壓力。盡管其抱怨可以理解，但試圖采取貿易保護主義并非是解決問題的真正出路。

　　其次，中國正在區域生產網絡中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東亞經濟合作的傳統格局是雁行模式，其中日本扮演了技術來源和投資來源的角色。日本的產業結構不斷升級換代，同時將進入成熟期和大規模制造期的產業轉移到更有成本優勢的亞洲四小龍，后者產業升級之后，又將其轉移到勞動力低廉的東南亞各國和中國沿海地區。90年代后，日本經濟一蹶不振、亞洲四小龍轉為追隨美國的新經濟浪潮，加上中國崛起的因素，雁行模式面臨解體的命運。不過，最近幾年中國和東亞其他經濟體貿易關系日益密切，顯示了中國在區域經濟中的作用正在增強。2002年，盡管東亞四小龍及東盟發展中國家對歐美市場的出口減少，但其對中國的出口卻有較大幅度的提高。東亞國家和地區對中國的出口主要以電子和高科技產品為主，這些產品又是作為中國高科技制造品出口的投入品。這種新型的區域內分工和貿易將有助于加強東亞經濟整體抗擊外部風險的能力。目前，東亞經濟正面臨著產業結構調整的壓力，本區域的各經濟體應該通過政策協調，推動區域產業分工新格局的建立，以制造業內部的分工和貿易為導向，推動在東亞沿海地區經濟發達城市形成產業帶，發揮集聚效應，實現區域貿易合作的動態收益，防止過度競爭和資源浪費，保證各國出口的可持續性和經常項目的平衡。這不是互通有無、優勢互補的貿易模式，亦不是明爭暗斗、你爭我奪的競爭模式，而是由各國政府出面，通過協調各自的發展戰略和產業政策，按照不同經濟體的不同優勢建立橫向分工，隨后依靠制造業的網絡效應，最終使整個地區都受益。

　　文章認為，盡管從現實來看，中國還遠非全球經濟舞臺上的超級大國，但是中國的崛起已經引起國際上的很多關注。我們可以理解這種關注，卻不能贊成那些誤解和曲解。從“中國崩潰論”到“中國威脅論”，國外某些媒體不時在渲染著對中國經濟前景的疑慮，也透露出對中國經濟政策的猜忌。事實上，從固步自封到敞開國門，中國在對外開放過程中一直理性地尋找著自己在全球經濟中的新角色，并自覺地成為世界經濟中負責任的國家。在經濟全球化進程屢次遭到挫折時，中國都是挺身而出，承擔自己應有的責任。中國的積極參與，在很大程度上保證了全球化的航船沒有擱淺，方向沒有迷失。

　　東亞金融危機期間，尤其是1998年夏季日元對美元大幅貶值時，人民幣承受著巨大的貶值壓力，但中國政府卻選擇并堅持了“不貶值”的匯率政策。不錯，“不貶值”對中國的出口是有一定的負面影響，但是，中國政府為了顧全大局，寧愿付出較大的代價，也要照顧到東亞地區的整體利益。毫無疑問，人民幣貶值將引起整個亞洲的競爭性貨幣貶值，無異于雪上加霜，只能加劇危機的災難性后果。事實上，人民幣保持穩定，使得東亞經濟較快地走出危機的陰影，這一政策受到世界各國的高度贊揚。

　　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各國對中國能否履行承諾極為關注。一年多來，中國做了大量的工作：大幅度下調進口關稅，關稅水平下降到12%；取消糧食、羊毛、棉花、化肥等8類產品的配額許可證，清理相關的法律法規；取消789項行政審批項目。從目前的反饋信息可以看出，國際社會對中國履行加入世貿組織承諾的認真細致工作大都表示贊賞。世貿組織總干事素帕差談到，“中國所做的一切均符合加入世貿組織的承諾”。美中商會的一份報告顯示，超過50%的美國在華企業對中國投資環境的改善表示樂觀。發展中國家對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尤其寄予深切期望。客觀地講，盡管世貿組織在維護國際貿易的發展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但由于各成員國經濟實力的不平衡和其內部議事日程的不透明性，該組織離人們的期望還有一定差距。在多哈回合的貿易談判中，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利益沖突日益明顯，多邊貿易體系正處在一個十字路口。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加入世貿組織，將有利于提高發展中國家的談判能力。過去20多年，中國在經濟社會各個方面取得的巨大進步，提高了她在發展中國家中的威望。中國是個大國，有相對發達的沿海地區，所以對國際慣例有深入的了解；又有廣大落后的內陸地區，所以對發展經濟有著熱切的企盼。中國可以利用自己這一獨特的地位，協調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利益，保證世貿組織的發展能夠有利于絕大多數國家的繁榮和進步。除了積極參與多邊貿易體系，中國也高度重視區域經濟合作，致力于推動東亞經濟合作，寄希望于有關各國齊心協力，共同發展。中國主動提出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受到東盟國家的熱烈響應。為了幫助亞洲一些最不發達國家和曾遭受戰火摧殘的國家重建家園，中國提出了亞洲免債計劃，這一計劃將惠及柬埔寨、老撾、越南、緬甸、阿富汗、馬爾代夫等國。

　　文章最后指出：目前，世界經濟正處在一個結構調整的關鍵時期。完全可以預見，在十六大精神的指引下，中國經濟的發展將更加富有活力。它不僅能夠為世界經濟發展提供更多的機遇，也能夠提供一份信心和鼓舞。從長遠來看，世界經濟的繁榮離不開中國經濟的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