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為全面依法治國挖掘歷史資源，讓數千年積淀的寶貴精神遺產煥發新的活力，這是中國法制史學科的學術使命，也是我們這些學者要扛起的責任。”新中國成立75周年之際，中國政法大學原副校長，法律史學研究院名譽院長，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博士生導師張晉藩被授予“人民教育家”國家榮譽稱號。

　　今天，《人民日報》理論版“大家手筆”欄目刊發張晉藩署名文章《治學育人要不自滿不懈奮斗》，人民日報社理論部“言之有理”工作室聯合《環球人物》雜志社推出《94歲張晉藩，絕不躺在功勞簿上》短視頻，以饗讀者。

　　習近平總書記在今年的新年賀詞中指出：“泱泱中華，歷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這是我們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為全面依法治國挖掘歷史資源，讓數千年積淀的寶貴精神遺產煥發新的活力，這是中國法制史學科的學術使命，也是我們這些學者要扛起的責任。

　　我的童年是在偽滿洲國統治下度過的，歷史課不教中國的歷史。“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侵略者就是要讓中國人忘記自己的根。那時我就想一定要為國家富強而讀書。知史才會愛國，學史更能明志。1950年，我進入中國人民大學讀研究生，研習法制史。求學路上，何思敬先生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講的很多東西，我一輩子受用。比如他講外國法律史時，強調學歷史是往后看，但人要往前看，學歷史是為了以史為鑒、古為今用，讓歷史里有用的東西為現實服務。1952年我畢業后任教，從事中國法制史教學研究工作至今，何老的這些話一直影響著我。我現在也常常對學生講，我們不僅要用放大鏡看歷史，還要用望遠鏡看歷史，看看歷史發展的前景是什么，要有預見性，這樣才能真正達到學歷史的目的。

　　學習研究中國法制史也是為了認識現實、革故鼎新。中國人應該研究好中國法制史，了解中華法治文明的深厚底蘊，并為現實提供有益的、科學的、歷史的借鑒。1979年以前，國外曾召開過3次中國法制史國際研討會，都沒有邀請大陸學者參加。日本、美國的法制史專家來華交流，說沒有邀請的原因是不知道該請誰，也不知道中國有什么代表性的學術研究成果。這件事讓我深受觸動，立志要把中國法制史研究的中心牢固地樹立在中國的文化土壤上。1979年在中國法律史學會成立大會上，我就提議集結全國力量編成一本像樣的中國法制史著作。然而，當時全國搞法制史研究的也就20人左右，無論是人力、財力，還是研究基礎、資料狀況，各方面條件都還不成熟。盡管如此，我那會兒就是有這種決心，一定能夠把書編成。經過多番努力，這部共分十卷、以斷代史為基礎的《中國法制通史》終于在1999年問世。從這套書開始，中國法制史研究的中心牢牢建立在了中國。包括這套書在內，我們還歷時23年組織編寫了《中華大典·法律典》，歷時16年完成了十卷《中國少數民族法史通覽》等中國法制史著作。有的著作還被翻譯成多種外文出版，讓外國學者進一步了解了中華法治文明，并認識到其重要性和影響力。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積極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賦予中華法治文明新的時代內涵，激發起蓬勃生機。”如今，中國法制史學科研究對象更加明晰、結構范式更加確定、研究內容更加豐富。當前，我們更加緊要的事情就是培養人才。這句話不是空的，也不是口號，而是現實地擺在這兒。法學學科是實踐性很強的學科，法學教育要處理好知識教學和實踐教學的關系。我們的學生不要讀死書、死讀書，而是要在社會實踐的基礎上做研究。搞研究必須創新，論文選題一定要有新意，辛辛苦苦弄一個重復性的選題，是沒有任何意義的。此外，還要經常回過頭去審視自己的研究成果。例如《中國法制通史》這部“爭氣書”，如今在我看來，民法史和經濟法史部分遠不夠詳實，也缺少對全面依法治國的梳理總結，還需要補充、修改、完善。

　　習近平總書記說過：“黨領導人民已經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我們完全有理由因此而自豪，但我們自豪而不自滿，決不會躺在過去的功勞簿上。”我94歲了，身體小毛病不少。眼睛不大好了，查閱文字資料得用12倍的電子放大鏡。但只要身體能頂住，我還要再多讀一點東西、多做一些研究。現在每天還能工作三四個小時，做一點學問，每年還是會去學校給博士生上幾堂課。黨和國家授予我“人民教育家”這份至高無上的榮譽，我要倍加珍惜、不懈奮斗，不自滿、不偷懶，繼續潛心研究、認真教學，將所有為學、為人的知識傳授給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