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瞳工作室出品】

　　采寫：本報記者 薛 巖 代小佩

　　策劃：劉 恕 李 坤

　　陽陽(化名)今年10歲，是一個剛升入四年級的小學生。在父母眼中，他活潑開朗、聰明伶俐，討人喜歡。

　　與媽媽打乒乓球時，他總能第一時間指出媽媽問題所在，糾正其動作要領。然而，當陽陽在校學習情況卻讓父母頭疼萬分。

　　“他在課堂上經常坐不住，上課也完全不在狀態。學一篇課文，也就能吸收一半。寫作業也很費勁，我還要陪著他，邊教邊寫。”陽陽媽媽說，孩子學習成績很不理想，語文、數學、英語三科成績加在一起100多分。

　　“孩子到底是哪里出了問題？”困惑的陽陽媽媽只好求助于學習困難門診。

　　首都兒科研究所附屬兒童醫院(以下簡稱“兒研所”)保健中心副主任醫師張麗麗告訴科技日報記者，與陽陽有著類似情況的孩子不在少數。學習困難門診自2022年5月開設以來，每月接診量約600人。

　　數據顯示，全球約5%—15%的青少年面臨學習困難的挑戰。按此推算，我國兩億多中小學生中有3000多萬人可能存在學習困難問題。

　　“孩子學習困難背后的原因是復雜的。”當了十幾年的兒童保健科醫生，張麗麗遇見過很多有學習困難問題的孩子，他們可能經歷過一段緊張的家庭關系，也可能會被家長、老師誤解。“孩子沒有錯，他們需要被呵護，被善待，被關愛。”張麗麗感慨道。

　　“學習困難或是孩子最后一道防線”

　　兒研所的學習困難門診8點開始叫號。

　　張麗麗戴著口罩，一邊問診，一邊在電子病歷單上記錄著患者的情況：上課走神、寫作業費勁、小動作多、好動、bd/pq易混淆、成績下降、易招惹同學……

　　在張麗麗看來，這些是就診孩子表現出來的普遍特征。

　　學習困難門診，面向的是學習上有困難的學生群體。醫學上，對學習困難尚無確切定義。一般來說，廣義上是指由智力發育問題、視聽感覺異常、神經功能損害及情緒行為問題等原因引起的學習不良綜合征。狹義而言，它是指特定學習障礙，表現為閱讀、書寫、數學障礙。

　　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兒童醫院精神科醫生湯欣舟認為，學習困難反映的是一種狀態，類似“心情不好”。它有多種誘因，呈現出的是一大類問題，而非一個疾病類型。

　　湯欣舟是一名90后，自北京兒童醫院學習困難門診設立之初就加入這支診療隊伍。

　　據她觀察，剛上小學一年級的孩子是就診的第一個小高峰人群。因為他們要適應從幼兒園的輕松氛圍轉向小學的嚴謹紀律這一階段。在這個過程中，孩子的問題也會集中爆發出來。

　　“第二個就診小高峰基本上以初中學生為主。”湯欣舟說，這部分孩子壓力較大，也較易受到家庭問題影響。一旦壓力增加，就會滋生抑郁、焦慮情緒，造成學習困難。

　　但湯欣舟的這一判斷并不能得到一些家長的認同。

　　被父母強行帶到學習困難門診的歡歡(化名)不愛說話，也不想寫作業，更不想上學。經過診斷，歡歡被確診為“輕度抑郁”。

　　“家長認為孩子在裝病。他們來門診，也只想證明孩子沒有病。”湯欣舟說。

　　由于診斷結果不符合家長預期，湯欣舟受到了他們的質疑和指責。

　　孩子出現的問題表征有很多，但似乎只有學習不好、成績下降、不想上學才會引起家長的重視。湯欣舟很理解這些孩子，她心痛地說：“學習困難或是孩子們掙扎的最后一道防線。”

　　家長的認知偏差成為學習困難門診建立的重要推手。

　　“孩子學習困難的臨床表現有些屬于精神科疾病范疇。”張麗麗告訴記者，但大多數父母不能接受帶孩子去精神科看病。

　　“學習困難并非一種病。”張麗麗說，但為了便于家長理解，方便掛號，學習困難門診應運而生。

　　據調查，目前天津、廣州、上海、烏魯木齊、長沙、武漢、西安等多地兒童醫院已陸續開設了學習困難門診。

　　張麗麗希望，門診名稱變得通俗易懂后，可以讓更多學習困難的孩子盡早得到診治。

　　“用不用藥要根據孩子情況來判斷”

　　孩子能自己收拾書包嗎？在班級常招惹其他同學嗎？愛發脾氣嗎？孩子出生時是否足月生產……為應對每日一連串的高強度提問，湯欣舟為自己備好了一個1500毫升的大杯子。

　　“我們需要與家長、孩子建立關系，收集證據，排除干擾項，再開具相應檢查。”在湯欣舟看來，她是在“探案”。

　　門診檢查包括專注力檢查、智力檢查等，需要由家長和孩子共同參與。在這些量化指標基礎上，醫生進行綜合診斷。

　　根據湯欣舟多年的臨床觀察，在這些孩子里，注意缺陷多動障礙(ADHD)是共性問題。

　　ADHD俗稱“多動癥”，是一種神經發育障礙性疾病。

　　“這種病不是孩子裝的、演的，也不是孩子后天沒養好。”湯欣舟解釋說，ADHD的常見病因是神經發育異常導致的大腦自我控制能力下降，所以孩子容易管不住自己，好動，愛走神。

　　鹽酸哌甲酯緩釋片，是治療ADHD的常見藥品。如同興奮劑一樣，它能夠起到刺激中樞神經的作用，改善多動癥患者的沖動行為，并提高注意力水平。

　　小偉(化名)被確診為ADHD并服藥治療后，迎來了父母緊張關系緩和的轉折點。

　　張麗麗回憶，小偉上三年級時，自我約束能力很差，老師頻繁找家長讓他媽媽壓力很大，但爸爸卻不承認孩子存在學習困難問題。為此，父母爭吵不斷。

　　用藥半年后，小偉的狀態逐漸穩定。“后來，爸爸會時常來門診給孩子取藥，媽媽的心態也平和了很多。”張麗麗說，現在小偉已經上初二了，年級組排名四十名左右，學習成績提升了不少。

　　“ADHD是個慢病，用不用藥要根據孩子社會功能受影響情況來判斷。”張麗麗說。

　　“社會功能”指的是學習成績、人際交往、心態、自尊等。“如果臨床測評顯示孩子注意力不足等指標為重度，但社會功能沒有受到影響，一般不會考慮用藥。如果測評結果為輕度，但是社會功能異常，并對家庭和孩子產生較大影響時，就需要藥物介入了。”張麗麗說。

　　僅是單純的多動癥還算幸運，但情況遠比想象的復雜。除了多動癥，阿斯伯格綜合征(孤獨癥譜系障礙的一種)、情緒問題、智力問題等也是孩子學習困難的主要原因。張麗麗介紹，在多動癥的患者群體中，有2/3的患者會存在以上合并癥。幾個疾病之間可能會相互影響，醫生要綜合判斷，在改善注意力的基礎上，再去考慮是否使用其他藥物。“這也意味著，治療過程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來到學習困難門診就診的患者，大部分是可以治好的。但這有一個重要前提，即早診斷、早治療。”湯欣舟坦言，好的治療時機往往被家長耽誤。

　　“有的家長會先入為主地認為，孩子不愛學習是態度問題、品質問題。”湯欣舟說，不能及時就醫讓他們診斷變得被動，本來可以用藥解決的問題，卻演變為心理、情緒問題等更為復雜的情況，使治療難度和治療周期大大增加。

　　湯欣舟建議，父母應該改變這種錯誤認知——如果孩子表現出不想上學的意愿，優先考慮的問題是他們是否存在一些客觀困難，例如注意力問題等。

　　“為什么家長只看到孩子不好的地方”

　　直到現在，陽陽的媽媽還是沒有找到孩子學習困難的誘因。她甚至一度自責，懷疑是自己當年沒日沒夜地加班工作，忽視了對孩子的照顧。

　　“事實上，孩子為何會出現學習困難，目前科學上并無定論。”張麗麗說，家庭遺傳、智力發育、心理狀態、家庭環境等因素，都可能與之有關。

　　上初中的小雨(化名)數學成績總拖后腿，而相較于已經考上大學的哥哥，她成了父母眼中的“笨小孩”。

　　“小雨喜歡美術，不擅長數學，但她的媽媽卻執著于孩子的數學成績。”通過問診，張麗麗找到了原因，因為她的媽媽希望小雨可以像哥哥一樣考上大學，而不是把美術作為未來的發展方向。

　　數十年的一線臨床經歷讓張麗麗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在她看來，孩子學習困難的背后，可能隱藏著一個焦慮的家庭。

　　家長總以學習成績來評判孩子，將過于焦慮的情緒轉嫁到孩子身上，不斷提高對孩子的期望。孩子考到90分，家長還要質疑孩子為什么沒有考到95分？“成績提高是一個過程，不能因為孩子這次沒考到95分，就要把他之前的努力給抹掉。”張麗麗不禁好奇，“為什么有些家長只看到孩子不好的地方，好的地方都忽略了呢？”

　　有些父母習慣于越俎代庖，甚至希望孩子按照自己設定的軌道發展，對孩子的要求不斷“加碼”，孩子的壓力越來越大。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不僅會成為親子關系緊張的燃爆點，還會是孩子產生厭學情緒的爆發點。

　　自學習困難門診開診以來，湯欣舟時常有種無力感，孩子學習困難問題并不能在門診治好，很多問題出現在門診之外。

　　湯欣舟表示，家庭環境問題是孩子學習困難的原因之一。長期處于不穩定的家庭環境中，孩子常會出現情緒低落、意志消沉、不安、自卑等情緒，造成沒有上進心、沒有責任感、學習無興趣、成績下降等狀況。

　　湯欣舟講了一個令人唏噓的案例。

　　一個孩子被媽媽帶來門診。一開始，孩子說腿軟、頭疼、嘔吐、老做噩夢、身體不適，沒心思學習。問診過程中，孩子媽媽表示，經常和爸爸吵架，認為爸爸酗酒并嚇到了孩子。后來，爸爸又帶著孩子找到湯欣舟，拿著孩子的病例，認為孩子媽媽說得不對，讓其修改。

　　“我不能修改，我只能按照孩子爸爸的要求再新寫一份病歷。”湯欣舟無奈地說，“我不是法官，醫院也不是法院，他們誰對誰錯我沒辦法斷案，我只能確診孩子是焦慮癥。”

　　她說，身體不適、頭疼、肚子疼、不明原因發燒等，也只是孩子的某種情緒在其身體上的反應。與成人相比，孩子并不具備成熟的心理調節功能，容易通過各種各樣的身體不適形式表現出來，嚴重時，這些反應會影響孩子學習，甚至導致孩子出現厭學情緒。

　　“這是一種心理問題，我們通過‘話聊’為孩子進行心理疏導，嘗試讓孩子放下情緒，也讓家長轉變觀念，學會接受孩子的不完美。”湯欣舟說，她希望能夠給孩子和家長指出一條合適的道路，讓他們都找到最合適的緩解方法。

　　“但醫生的能力也很有限，我們也只是縫縫補補的人。”說完，她轉過身去，把背影留給了記者。當她再次摁下鼠標，“請46號患者就診”的聲音在學習困難門診回響……

　　來源：科技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