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管理創新的真功
社會管理所追求的終極目標,是實現“善治”,即達成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楊琳
1月14日,廣州市政府宣布自即日起,在南方網、金羊網、大洋網、奧一網等四家網絡媒體上,開展以“廣州垃圾處理政府問計于民”為主題的公眾意見網絡征詢活動,活動為期兩個半月。網民意見經搜集整理后,將由專家和市民代表進行研討和論證,形成“科學、環保、合理、符合廣州實際情況”的意見和方案,供政府決策。
顯然,2009年11月番禺垃圾焚燒廠事件,以及李坑垃圾焚燒發電廠爆炸等事件,對廣州市政府這一舉措的出臺,起了推動作用。
“在當前的社會形態下,我國社會管理的主體已經發生了變化。離開了公眾的參與,社會管理決策很難施行。因此加強與民互動和協商,是目前社會管理創新的重點”,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研究員單光鼐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強調道。
黨的十七大提出,“要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格局,健全基層社會管理體制。最大限度激發社會創造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諧因素,最大限度減少不和諧因素。”
在受訪專家看來,隨著30年改革開放的推進,附著于計劃經濟體制之上的社會管理體系逐步調整,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新型的社會管理體系正在探索和建立之中。當前正值我國社會“矛盾凸顯期”,推進社會管理創新,促進提高社會管理水平,預防化解社會矛盾,是新形勢下維護國家長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樂業的重要舉措。
參與、互動、協商
應麗江花園業主代表邀請,2009年12月20日上午,廣州番禺區委書記譚應華與小區約50名業主代表面對面交流。在業主居民多次以“散步”的方式,對在人口稠密區建垃圾焚燒廠表示強烈抗議之后,政府與作為“利益相關方”的公眾,終于坐下來進行了長達3個多小時的溝通對話。
譚應華在會上表示,會江垃圾焚燒發電廠項目已停止。“以后垃圾處理以某種方式落在什么地方,要形成共識,要大多數周邊的人同意才行,這個比例要達到75%。”他同時表示,今后所有有關民生的重大項目,一開始就讓大家都參與。
“我們可以發現,在理性平和的互動協商中,雙方均試圖改變對方的想法;同時,在理性平和的互動中,雙方也都改變和提升了自己”,單光鼐評論說,“不只是政府改變了‘我說你干’的工作方式,業主居民也從一開始單純反對建垃圾焚燒廠,逐步想到生活垃圾如何科學處理、垃圾分類等實質性問題,以致逐步參與到了社會管理的決策過程之中”。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原來的“單位人”變為“社會人”,大量的社會管理事務回到了基層和社區。與此同時,公眾對公共服務產品“質”與“量”的要求也大幅提高。這些都導致政府難以再包辦所有的社會管理事務。
“社會管理不光是政府的事情,也不再是政府自上而下推行就能辦好的事情,而必須要吸納公眾和社會組織參與,并與之互動、協商”,單光鼐說。
中央黨校黨建部副教授祝靈君認為:“我們黨的群眾工作不是單向的‘給’與‘取’的關系,而是雙向的互動,是彼此間‘問’與‘答’的關系”。重慶出租車罷運事件、廈門PX事件,以及番禺垃圾焚燒廠事件直至目前的一些做法,都顯示出社會管理決策與民互動、協商的大趨勢。
網絡虛擬社會的管理
2009年,“網絡群體性事件”新詞誕生。羅彩霞事件、杭州飚車案、鄧玉嬌案、周久耕案,百萬點擊率的熱點事件此起彼伏,“躲貓貓”、“樓脆脆”、“橋糊糊”引導著網絡流行語。澎湃的網絡輿情,也給完善社會管理提出了全新的命題。
如何做好網絡虛擬社會建設管理,相關部門按照中央要求正在采取措施,比如完善網絡業務管理政策,優化網絡應用結構,積極穩妥逐步推行網絡實名制等。
再如,通過建立健全一系列工作機制,提高對司法個案、突發事件的網上引導能力。其中包括與新聞宣傳部門溝通機制、政法維穩宣傳輿論工作聯系會議制度、網上輿情監測研判機制、重大案件事件快速反應機制、網上輿論引導機制等。
“事實一再證明,對網絡輿情熱點事件,堵是堵不住的,封也封不住,必須按照高層的部署,著力于‘管理’和‘引導’”,單光鼐說,“現在有的官員把網絡輿情視為洪水猛獸,感到非常恐懼,這都是源于對網民群體及其思想狀態缺乏認識和把握。”
數據顯示,截至2009年7月,我國網民人數達3.38億,博客作者已達1.81億,2.76億人經常通過手機上網。在3.38億網民中,51.8%為青少年網民,62.8%的網民年齡在30歲以下,構成了網民的主體。
對各主管部門來說,既要把網絡輿情作為聽民聲、察民意的重要渠道,又要高度重視和評估輿情影響,主動回應社會關切,正確引導網上輿論,維護網上秩序。
“只有在準確了解和把握網民主體的基礎上,政府才能有效地制定互聯網管理建設政策,否則就可能‘進退失據’,產生政策偏差”,單光鼐說,“這是一個全新的命題,也是巨大的挑戰。”
對特殊人群的幫教管理
從維護社會穩定的角度觀察,當前社會客觀存在一些特殊人群。受訪專家提出,對這些特殊人群的服務和管理,應有利于解決他們的實際困難、促進他們的發展。
比如,刑釋解教人員。尤其是無家可歸、無業可就、無親可投,姓名、身份、住址不明的刑釋解教人員,基層黨政組織、政法單位、群眾自治組織應建立必送必接和有效安置機制。有條件的大中城市可試點建立過渡性安置基地,目的是積極解決他們在就業、生活、家庭方面的實際困難,幫助其更好地融入社會。
再如,社區矯正人群。按照適應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而建立的社區矯正工作體系的要求,一些刑期較短、改造較好、社會危險性較小的服刑人員應被納入社區矯正。
而對不在學、無職業青少年、流浪乞討青少年、服刑在教人員未成年子女、農村留守兒童等青少年群體,各政府相關部門應盡量解決其就學、職業培訓問題。
同時,對流動人口,各地應結合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建設,加快戶籍管理制度改革,放寬中小城市和城鎮落戶條件,著力解決流動人口就業、居住、就醫、子女就學等問題。
祝靈君說,一些地方黨組織紛紛出臺關心流動人口的新辦法,如“流動黨員亮出身份”(深圳“南山模式”),“建立農民工關愛之家”與“空巢老人”、“留守兒童”、貧困群眾結對子(四川“高坪模式”)等。“實踐證明,哪一級黨委政府處理好了流動人群的問題,那里社會穩定就能得到保證”。
值得注意的是,2009年發生在廣州的多起非洲入境人員墜樓、圍攻派出所事件,給境外來華人員這一特殊群體的管理服務敲響了警鐘。來自高層的信息顯示,相關部門要做好境外來華人員入境簽證、出入境邊防檢查、停留居留、住宿登記、租房購房備案審批、就業、就學等管理工作;構建覆蓋境外來華人員入境、居留、就業、就學、出境全過程和信息及時共享的動態管理體系。
單光鼐認為,化解社會矛盾首先要分清“敵情”還是“民情”。對特殊人群的管理和服務,屬于人民內部矛盾的,政府方面應積極解決他們的困難,幫助他們更有尊嚴、更加自立地生活。“這樣才有利于社會矛盾的根本化解”。
以貼近的感情疏導民情
社會管理事務,一般都與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切身利益緊密相關。因此,工作的具體方式和態度,也對化解社會矛盾有著較大的影響。受訪專家認為,社會管理應善于做到“情緒疏導”和“情緒管理”,這有利于把不穩定因素消除在萌芽狀態。
客觀上說,群眾中形形色色的“端起碗吃肉、放下碗罵娘”現象,與干部在解決矛盾沖突、協調利益關系的工作中,是不是能夠飽含感情地主動貼近群眾,疏導他們的情緒不無關聯。
祝靈君說,在群眾工作中,如果只會機械、簡單地運用“物質滿足”或“物質誘導”的方式,不可取,也不可持續。“計劃經濟時代各單位政工干部的主要職責,是抓本單位人員的思想政治工作,其實就是抓‘情緒疏導’的工作。永遠不能丟棄我們黨善于從事‘情緒疏導’的優良傳統”。
祝靈君認為,當前這項工作不僅要落實在黨內,更要面向社會,讓更多的黨員干部、普通黨員去從事面向全社會、針對不同人群的“情緒疏導”工作。深圳“南山模式”和四川“高坪模式”表明,抓市場經濟并不只是抓“GDP增長”,還要善于抓人心,善于疏導人民群眾在利益多元化背景中的各種不滿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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