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國際社會正從接受道德的多元化，逐步轉變為接受全球共同利益優先的觀點。這種轉變實際上使中國更容易接受做一個負責任大國的概念

    隨著中國經濟的迅速增長和在各個領域日益融入國際社會，中國在世界上的自我形象正在從“受害的第三世界”國家向“負責任的大國”轉變。隨之而來的是，國際上對中國能否和如何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的討論方興未艾。在那些持嚴謹態度的討論者中，有兩個觀點值得關注：一個是英國學者羅斯瑪麗·富特在其“中國的實力與負責任國家的觀點”一文中所提出的什么樣的國家可以被看作是負責任的國家;另一個是關于上述中國傳統自我形象的成因。

　　按照富特的看法，當一群強大的國家承認它們有共同的利益，而且可以從這些共同利益中引出有限的共存規則，并且這些國家在維持國際規則的國際體制的運作方面顯示了共同意愿，這就表明一個國際社會生成了。她認為在這種情況下，雖然國際社會承認價值上的差別，但同時也承認存在著一些共同的利益，而維護這些共同利益的國家，就是在世界上負責任的國家。

　　這個觀點聽起來言之成理，但是，如果富特對“負責任國家”的定義也被認為適用于冷戰結束前的歷史，那么中國人憑自己的歷史經驗恐難以接受，因為從國際體制在一戰之后誕生起，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內，所謂的國際社會的共同利益，其實不過是西方列強的共同利益。

　　在1919年安排一戰后國際和平秩序的巴黎和會上，中國無權對被戰敗國德國攫取的中國山東領土的特權說話;1951年在美英主持《舊金山對日合約》時，中國代表不僅被排除在外，而且《舊金山合約》中關于對戰后臺灣地位的說法，有意做含糊其詞的表述，這是今天國際上“臺灣地位未定”論的直接根源;二戰結束后成立的聯合國，在1950年7月7日的安理會上，通過了組建聯合國軍入朝參戰的決議，使以美國為首的國家對朝鮮的入侵合法化，導致中美在朝鮮戰爭中的直接對抗。凡此種種，都造成了中國對所謂“國際社會”和國際體制的深刻猜疑。

　　1949年之后，以世界革命為己任的中國，確實扮演了所謂“共同利益”和支持這些“共同利益”的國際規則的挑戰者的角色。中華人民共和國至1971年才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形式上成為國際社會的正式成員。但是，真正的變化發生在1978年，當時中國領導人決定今后把實現四個現代化當作首要任務。此后，在國內放棄搞階級斗爭的同時，中國在國際上也放棄了對他國武裝斗爭的支持，并開始主動參與國際事務。

　　國際社會在冷戰結束后確實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按照富特的說法，國際社會從接受道德的多元化，正在逐步轉變為接受全球共同利益優先的觀點，而這抬高了中國成為一個合格的負責任大國的門檻。然而，看似矛盾的是，當中國人認清國際體制的變化之后，這種轉變實際上使它更容易接受做一個負責任大國的概念，因為一個在全球化趨勢下具有維護人類共同利益特點的國際體制，較之西方主導下的國際體制不僅在情感上而且在道德上更容易讓中國人接受。

　　第二個引人注目的西方學者的觀點是，中國人原有的自我形象——個受害的第三世界國家，是教育灌輸所造成的。西方學者中許多人注意到、而且往往為之困惑的是：為什么這樣一個具有幾千年悠久歷史的、曾經把周邊國家和西方人統統看作“蠻族”的“中央帝國”的國民，且在歷史上多次遭受“蠻族”滅國和統治的民族，偏偏對中國近代所遭受的西方列強的屈辱沒齒難忘？

　　對于這個問題的初步解釋至少可列出三個原因：一是歷史上統治中國的“蠻族”最終都受到漢人的同化，成為中華民族的一個組成部分；另一個是，正是由于中華民族歷史上曾有過燦爛先進的文明成就，它在近代史上所遭受的屈辱才令其感到奇恥大辱；第三個原因的確與教育離不開，但也并非僅僅是起于教育，因為建國后的教育很大程度上承襲的是孫中山未竟的事業，即喚起民眾，振興中華。而要喚起民眾，對于共產黨來說，就不僅要進行階級壓迫的教育，而且必須要使他們意識到所遭受的帝國主義侵略和奴役的屈辱，尤其是當面臨最殘酷的日本侵華戰爭之際。在這一中華民族爭得解放的過程中，這種必須完成的覺醒最后凝聚成了這個民族近代以來的自我形象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了。(文/周琪，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