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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族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形成的長達兩個半世紀的“受害者心態”，正在轉變為對如何做一個“負責任的大國”的認真思考。這一轉變，是以亞洲金融危機為契機的

　　文/周琪

　　隨著中國的GDP以每年平均9%以上的速度遞增，最近幾年來，國際上已經在談論一個崛起的中國對亞太地區和世界意味著什么，而美國政府內部的外交政策分析家們也在認真地探討，中國在亞太地區進取的外交政策，會不會對美國在這一地區的“領導地位”構成嚴重的挑戰。當這些分析家們對中美之間在亞太地區的硬實力和軟實力的優劣進行評估時，他們大都是出自對中國外交意圖的真正擔憂，認為中國想要挑戰甚至取代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地位。

　　其實回顧起來，當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開始重視同亞洲地區，尤其是東南亞地區國家改善關系時，它的政策并不是主動性的，而是被動性的。當時中國面臨著由于美國等西方國家的經濟制裁和政治孤立所造成的嚴重國際局面。事實上，中國同東盟國家的關系在1995年降到了最低點，此時東盟國家因中菲之間在南沙群島中的美濟礁上的沖突，對中國提出強烈譴責，認為這是中國向一個鄰近小國炫耀武力。

　　亞洲國家和國際社會普遍承認，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對于中國的國際形象來說是一個轉折點。為了幫助亞洲國家擺脫金融危機，中國履行了自己的諾言不對人民幣實行貶值，并通過國際機構和雙邊援助來支持東南亞國家的經濟。例如，中國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給予了泰國和印度尼西亞貸款，通過雙邊援助向泰國提供了100萬美元的經濟援助。

　　中國在金融危機中采取的措施當然首先是為了使中國經濟免受金融危機的嚴重影響，但它采取的方法不是以鄰為壑，而是通過幫助東南亞國家擺脫金融危機來實現這一目的。中國的這種做法恰恰同美國、日本等西方國家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美國作為一個國際經濟和金融事務的主導者，在金融危機中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亞洲國家提出的對策建議，在東南亞國家看來不是減輕而是加重了危機，而且美國拒絕向經濟處境艱難的泰國提供雙邊援助。為此，美國的做法被東南亞國家廣泛看作是從東亞金融困境中獲利，是乘人之危，引起了它們的強烈不滿。

　　雖然中國在金融危機中“助人為樂”的直接目的是為了應付危機，但其效果卻是“無心插柳柳成蔭”，它在改變中國國際形象方面所起的作用遠遠超過了中國此前所做的任何努力。可以說，中國國際形象的真正改變是從亞洲金融危機開始的。2003年，在曼谷進行的一次民意調查顯示，大約76%的泰國人認為中國是泰國最親密的朋友，只有9%的人選擇了美國，雖然美國是冷戰中泰國的長期軍事盟友和泰國產品最大的進口國。

　　亞洲金融危機過后，國際上開始越來越多地談論中國能否和如何做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中國也開始意識到自己在亞太地區和國際上的更大責任，同時其國力的發展給了它更大的自信，在亞太地區和其他地區采取更積極主動的外交。

　　根據其他亞洲國家學者的分析，雖然東盟國家對中國崛起的擔心并沒有完全消失，但它們對中國的看法已發生根本改變。中國原先被它們看作是一個貿易上的競爭者、外交上的強勢者、軍事上的潛在威脅，而如今中國被看作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和亞洲經濟增長的發動機。對此，2003年11月《華盛頓郵報》上的一篇文章驚呼，“在作為亞洲的主導力量半個多世紀之后，美國已被迫思考一個競爭對手的出現對于其利益來說意味著什么和應當如何做出反應。”

　　也是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后，中國改變了以往對多邊組織的態度，開始建立起同東盟組織的密切合作。不僅如此，1999年中國首次提出“建立在平等基礎上的對話、協商和談判，是解決爭端、維護和平的正確途徑”的新安全觀；2001年在中國的倡議下成立了上海合作組織；2002年中國與東盟達成了建立自由貿易區的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框架協定。

　　我們不得不驚嘆，中華民族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形成的長達兩個半世紀的“受害者心態”，在改革開放僅20年之后就開始發生深刻的變化，如今這種心態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轉變為對如何做一個“負責任的大國”的認真思考。回想起來，雖然這個過程遲早會發生，但是如果沒有亞洲金融危機這一契機，轉變的到來或許會推遲若干年。這可以說是應了中國的一句老話：“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