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 | 德國漢堡大學教授田海:中國何以存在“關公崇拜”?
中新社柏林7月18日電 題:中國何以存在“關公崇拜”?
——專訪德國漢堡大學教授田海
中新社記者 馬秀秀
近期,德國漢堡大學漢學教授田海(Barend ter Haar)的著作《關羽:由凡入神的歷史與想象》中譯本出版。此書結合大量史料遺跡及田野調查資料,考察關羽的成神之路,追溯相關信仰的歷史演變,揭示了口頭文化的關鍵作用。
歷史上,中國的“關公崇拜”經歷了怎樣的發展?如何看待“關公崇拜”與西方宗教信仰的異同?田海教授圍繞上述議題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并對當下德中人文交流給出建議。
以下是采訪實錄摘編:
中新社記者:為什么會想到通過“口頭文化”研究關羽?
田海:因為我想了解中國的社會結構,如果不了解祭祀活動、祖先崇拜等,就很難了解其社會層次。20世紀80年代時,我發現“關公崇拜”在中國很普遍,而彼時西方相關研究又很少。所以就想通過研究關公,了解中國宋朝以來的社會發展。
當時我在日本留學,對關公廟的“分布”比較感興趣。這種“分布”是一種客觀信息,可據此分析“關公崇拜”在何時何地比較發達。后來我發現“關公崇拜”比小說《三國演義》出現得更早。借助客觀的“分布”資料來研究文獻等對“關公崇拜”的影響,是我的最早動機。
后來因為一些原因,研究暫且擱淺。2010年,我決定重新進行這項研究。那時,關于關羽已有很多出自中國、日本等國家和地區的比較好的研究。我一面參考這些研究,一面重新整理學生時代及之后收集的資料。
結合識字率來看,識字率較高的社會,更多民眾會看懂《三國志》這類歷史小說和文獻。而過去中國的識字率較低,很多人不見得能看得懂。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的價值觀念如何受到影響?鑒于此,我把口頭文化作為分析重點。
中新社記者:在中國歷史發展中,口頭文化發揮著什么樣的作用?根據您的研究,中國為何存在“關公崇拜”?
田海:在我看來,口頭文化是傳播信息最基本、最有效的途徑。雖然寫字、畫畫等方式也能溝通,但就感情傳達而言,還是要通過見面和聲音表達態度。口頭文化研究需要大量資料,“關公崇拜”就是一個資料豐富的題目,可用以分析口頭文化如何影響中國歷史。
在我看來,“關公崇拜”其實是比較偶然的事情,與關羽的歷史成就沒有太大關系。一方面,關羽的出生地在鹽池附近,鹽池和商業有關,交通物流發達,而這種地理位置有利于崇拜的“口口相傳”;關羽又是“兵人”身份,有故事背景,而且民眾愿意相信他跟他的朋友劉備、張飛(結拜兄弟之后)要重新建立漢朝的理想。其實張飛也有故事背景,但張飛的出生地沒有商業交通方面的便利;劉備是“應該成為皇帝”的人,歷史上皇帝一般不會成為“神”。
另一方面,失敗的人比成功者更有意思,這是很多文化中都有的現象。如《水滸傳》《三國演義》《紅樓夢》等小說中,都是最后失敗的人更有故事。人們常常談論他們為什么會失敗、本來應該成功等。而且失敗的人一般少有后裔,所以很少有人可以決定后人對當事人的看法,比較有利于形成討論。
中新社記者:歷史上,中國“關公崇拜”經歷了怎樣的發展?對中國人的精神世界和文化生活有何影響?
田海:按照我的分析,“關公崇拜”經歷了兩個階段的發展。第一個階段是地方性現象,先在關羽出生地山西附近產生,后在更廣的北方傳播。同時,我發現“關公崇拜”在南北方的傳播形式不同。在北方,關羽一般都是某地方共同體的象征,如某個村、城市或軍隊崇拜他;在南方,也有傳播和信仰關羽的人,但范圍相對有限,成為共同體的象征,一般是明朝的事。
第二個階段是清末關羽成為“新的玉皇大帝”,這與民間的扶箕活動有關。這種扶箕活動下的“關公崇拜”也傳播至臺灣島。此前關公在臺灣只有軍隊和官員會崇拜,但清末后“關公崇拜”在臺灣越來越盛行,這是比較新的現象。
“關公崇拜”對中國人的精神世界和文化生活產生了很大影響。一是形成了民間故事為人樂道,二是對地方戲產生影響。這是兩個可以研究的方向。此外,還可以用口述歷史的方法,去訪問“關公崇拜”盛行地區的長者,看看他們有什么故事或印象。于我而言,在遙遠的歐洲,只能用文獻來研究。但另一方面,文獻的廣泛存在也表明了“關公崇拜”的重要性,不然不會有那么多人記錄。
中新社記者:在您看來,“關公崇拜”與西方的宗教信仰有何異同?
田海:“關公”與天主教的“圣人”雖不能說完全一樣,但也比較相近。人類需要奇跡。基督教徒也需要奇跡,不過他們的奇跡強調的是耶穌上帝;天主教也有很多普通人成為圣人的奇跡,這方面與關公的奇跡相似。在傳統社會和現代社會中,有很多難以解釋的偶然現象,宗教為解釋這種現象提供了某種可能性。從這方面來看,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有相近之處。
中新社記者:今年是中德建交50周年。您如何看待文化交流在兩國關系發展中的作用?在促進文化交流方面,中德雙方應作出哪些努力?
田海:新冠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德中之間的交流。畢竟只用文字、視頻等溝通是不夠的,要了解對方,增強文化交流,需要真正到對方國家。尤其在有不同意見和看法時,更需要通過溝通來了解對方,通過文化交流改善關系。
在文化交流方面,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很重要,歐洲游客到中國觀光,中國游客也來歐洲,這自然是好現象。此外,學術交流、媒體工作也很重要,學術常常把簡單問題復雜化,而媒體則需要更通俗簡單地傳遞一些思想。
具體而言,比如德國漢學家有基本的講中文的能力,可以幫助德國與中國實現更好的溝通;而研究西方歷史文化的中國學者,也可以來德國訪問。此外,兩國加強對方國家作品的翻譯工作,也有助于一國更好了解對方國家。(完)
受訪者簡介:
田海(Barend ter Haar),德國漢堡大學漢學教授,曾先后任教于荷蘭萊頓大學和德國海德堡大學,2013-2018年任牛津大學邵逸夫中文講座教授。主要研究領域包括傳統中國的宗教文化、薩滿文化、當代中國宗教、中國文學等,代表作有《中國歷史上的白蓮教》《講故事:中國歷史上的巫術與替罪》《天地會的儀式與神話:創造認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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