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7月31日電 中國的“和平崛起”是全球關注的話題。新加坡《聯合早報》今天發表題為《國際責任關系著中國崛起》的文章指出，中國在崛起的同時，其國際責任也在提升。如何在內部崛起和國際責任之間尋找一個合理的平衡點，這個問題在今后很長時間是中國國際政治的一個根本性問題。文章主要內容如下：
從毛澤東1949年在天安門城樓宣布“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之后，中國開始了尋求現代國家崛起之路。直到改革開放將近30年之后，中國人感覺到了自己的國家真正在崛起。
中國的高速經濟發展和過去20多年間的全球化是同步進行的，經濟發展的過程也就是中國和世界經濟體融為一體的過程。也正因為這樣，中國的經濟影響力也隨著全球化到達了世界的各個角落。
中國首先加入西方世界占主導地位的國際經濟體系，表明中國和西方經濟體的關系是一種相互依賴關系。對非洲和拉丁美洲來說，和中國的經貿關系已經構成了它們內部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
更進一步說，中國的發展經驗也經常成為這些發展中國家參考的對象。
同時，各方面也感覺到中國和外在世界的關系在發生質變。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崛起感到“擔憂”。盡管早期一些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有遏制和圍堵中國崛起的企圖，但到今天中國的崛起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成為現實，這些國家因此希望中國成為世界體系中能夠承擔大國責任的重要一員。
責任何在，各國看法不同
一些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一些和西方并不友好的國家，希望中國能夠在國際舞臺上成為美國西方之外的另外一個選擇，也就是說，希望中國能夠承擔更大的國際責任，代表發展中國家的聲音。這也就是近來國際社會有關中國責任聲音崛起的主要原因。
很顯然，各方對中國的“責任”要求很不相同，從代表西方世界價值觀的環境保護、企業社會責任、人權和民主到代表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反對霸權、公正國際秩序等等，一應俱有。
在改革開放以來的二三十年間，中國外交政策話語已經發生了幾次比較大的調整。在鄧小平時代，中國領導層強調的是“韜光養晦”政策，主要是要利用有利的國際形勢，集中發展國內的經濟社會。
鄧小平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中國不在國際社會“當頭”和“稱霸”。“韜光養晦”政策具有現實性和可操作性，因為當時中國的經濟發展剛剛起步，內部的發展對外界構成不了具有實質性的影響。
到江澤民時代，隨著中國加入包括世界貿易組織等主要國際組織和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的內部發展開始對外界產生影響。同時，國際社會也開始對中國的崛起表現出擔憂，擔心中國的崛起會步其他大國崛起的后塵，對現存國際秩序產生沖擊。
針對這種情況，中國提出了“和平崛起”的概念。這一概念一方面表明中國領導層要以和平方式崛起于世界強國之林的決心，另一方面也表明因為全球化等新因素的出現，中國已經具備了和平崛起的途徑。后因為國際社會對“崛起”一詞的不同理解，中國又用較為低調的“和平發展”概念取代之。
應當說，無論是“和平崛起”還是“和平發展”強調的還是中國本身的發展不會對世界既存權力格局產生巨大的沖擊。
本世紀初以來，“和諧世界”已經逐漸成為中國外交政策話語的主軸。盡管“和諧世界”是“和諧社會”的外部延伸，但這一概念的提出表明中國領導層開始考量中國要在世界上盡什么樣的責任的問題。
同時，這一概念也是對國際社會對中國責任的不同期望的回應�！昂椭C世界”即回應西方國家，也回應發展中國家。從世界歷史的角度來看，西方大國在履行所謂的國際責任的時候，往往用沖突的方式來求得問題的解決。
中國的“和諧世界”概念顯然表明中國想尋求一條不同的道理。同時針對發展中國家，“和諧世界”的概念強調的則是通過社會經濟的協調發展來達成社會的和諧，意在造就世界的和諧。
責任承擔須與能力相協調
從聚焦于內部建設到意識到履行國際責任，這表明中國的外交話語正在轉型。但是，中國要承擔怎樣的國際責任？
這不僅是一個理論問題，也是一個實踐問題。承擔怎樣的責任和中國的實際能力應當是相協調的。
實際上，較之西方老牌國家，中國履行國際責任的能力還相當低。西方國家在國際舞臺上縱橫數個世紀，或好或壞，這些國家已經積累了非常豐富的國際經驗。
盡管在帝國主義和殖民地時代結束后，這些國家不能像從前那樣主宰世界，但這并不是說這些國家沒有世界影響力了。相反，主要西方國家在用更為巧妙的方式主導著今天的世界。
從“主權國家”話語到后主權時代的“人道干預”話語，西方世界在全球的影響力是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比擬的。
相比之下，中國的影響剛剛開始“走出去”，并且中國沒有能力也不想重復西方國家所走過的道路。在履行國際責任的道路上，中國剛剛起步。
但中國所面臨的特殊情形在于：剛剛起步就面臨著很大的國際壓力。一方面是西方對中國崛起的不確定性，另一方面是發展中國家對中國的高度期待。
崛起講多了，人們對中國的國際責任的期待就飛漲，壓力也接踵而至。任何一個大國崛起的重要標志是其外部影響力，而外部影響力的主要標志又是該大國能否履行國際責任。中國是否崛起，主要看中國是否能夠履行國際責任。
如何在外部崛起和國際責任之間尋找一個合理的平衡點，這個問題在今后很長時間是中國國際政治的一個根本性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