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政治舞臺今年接連上演了幾幕事涉中國、以“價值觀”為主旋律的“小夜曲”：8月，時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晉三，利用出訪印度等亞洲三國之機，提出日本要推行“價值觀外交”；兩個多月后的10月底，德國總理默克爾同樣借出訪印度之機，提出要改變德國以往“以中國為中心的亞洲政策”，推行“價值觀外交”。

　　“價值觀外交”是冷戰的產物，首倡者是美國。默克爾和安倍的“價值觀外交”，不過是用新瓶裝了美國的舊酒，沒什么新鮮的。但是，在世界經濟排行表上位居第二、第三的日本和德國的政治家，相繼重拾“價值觀外交”，其針對的對象，是經濟總量正在趕超德國、日本的中國，其選擇的舞臺，又都是目前得到西方國家追棒的另一個新興亞洲大國印度，個中原委，耐人尋味。

　　德國總理默克爾近日高調訪問印度，行前她在德國基督教聯盟黨議會黨團的一次亞洲政策會議上說：“許多年來我們的目光總是投向中國。我認為，作為歐洲人，我們在印度這樣的國家也擁有充分的機會，但我們必須積極努力，必須較為迅速地付諸行動。”

　　也正是在這次會議上，默克爾領導的基督教聯盟黨提出了一份亞洲戰略文件，稱崛起中的中國已逐漸在能源采購、原材料供應、外貿、非洲等領域乃至發展模式上成為西方的競爭對手，德國和歐洲應加強與美、印、日等具有相同價值觀的國家的合作來加以應對。

　　這些似乎表明，默克爾政府今后有意走上一條擁抱印度、抗衡中國的亞洲外交路線，情況會是這樣嗎？

　　細讀默克爾黨的這份文件，可以看出，其主旨在于檢討德國的亞洲政策，為在亞洲迅速崛起的國際環境下維護德國的競爭力和影響力出謀劃策。文件得出的結論是：亞洲崛起已給世界帶來巨變，亞洲已在經濟、政治甚至文化等領域對德國和歐洲構成戰略挑戰，同時也帶來了機遇。面對挑戰，德國和歐洲相對于美國來說還準備不足；利用機遇，德國和歐洲也遠落于美國。為了避免亞洲崛起導致歐洲的全球影響力下降，德國和歐洲一方面需要在經濟、金融、科研和教育等政策上進行調整，以全面提高競爭力，同時還加強與亞洲的經濟聯系，搭乘亞洲的經濟發展快車，另一方面還需要與美國聯合，并與亞洲新興國家加強對話，爭取將這些新崛起國納入“國際秩序”，為歐洲創造“公平”的競爭條件。

　　按德國學者的說法，這份亞洲戰略文件指出了未來德國亞洲外交的兩個新方向：一、從施羅德時代的“中國中心”，轉向在與中國加強交往的同時開拓與經濟同樣取得迅速發展的印度等國的合作潛力，以充分利用亞洲崛起的機遇；二、從以往的“經濟中心”轉向在發展與亞洲經濟合作的同時也關注環境保護、能源、知識產權保護和人權法治等領域，以主動應對亞洲崛起帶來的全面挑戰。

　　“重新發現印度”之旅

　　德國基督教聯盟黨議會黨團在默克爾訪印前夕公布亞洲戰略文件可能并非偶然。這次訪問為默克爾的亞洲新政起到了廣泛的宣傳效果，德國媒體普遍強調默克爾此訪與施羅德時期只重視中國的區別，德國經濟界對默克爾幫助“打開印度大門”也普遍表示歡迎。德國經濟界有一個流行的說法：“現在在中國做生意已不再那么便宜了”。對德國商人來說，每年經濟增長接近10%的印度是一塊尚未充分發掘的“金礦”。在德國外貿伙伴排名表上，印度僅處于第29位。德國亞太委員會主席、巴斯夫集團總裁哈姆布萊希特說，和英國、美國或者日本相比，德國經濟界對印度的投入較少，還遠遠沒有充分利用印度次大陸所具有的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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