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聞周刊記者：曹然 鄭嘉偉 王詩涵

　　發于2024.12.16總第1168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午后的日光照在鄭家大屋的二樓回廊，三三兩兩的游客忙著換裝、拍照。他們大多是被小紅書上的“澳門攻略”吸引來專程打卡的。

　　從這里步行幾分鐘，就能走到布滿葡式碎石的老街，看到顏色鮮亮的歐式建筑。鄭家大屋雖有中西結合的特色，整體上卻是典型的嶺南中式民居。19世紀末，鄭觀應就是在這里寫作了舉世聞名的《盛世危言》。這成為400多年來澳門與祖國同呼吸、共命運的故事之一。

　　25年前的1999年12月20日午夜，澳門回歸祖國。鄭家大屋和整座城市一起獲得新生。2001年，特區政府取得業權之時，大屋80%以上地方有不同程度損毀。歷經8年修繕，這座澳門唯一的“榮祿大夫第”終于恢復原有面貌，于2010年開始向公眾免費開放參觀。

　　始建之時，大屋面向澳門內港，可見商貿中心的千帆競發。今日，則能看到四周林立的高樓大廈。它們和大屋本身，都是澳門回歸祖國25年來政治、經濟、民生建設及區域發展等方面取得的發展成果的縮影。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11月1日會見澳門特別行政區第六任行政長官岑浩輝時，充分肯定澳門回歸祖國25年來，在中央和祖國內地大力支持下，特別行政區政府和社會各界接續奮斗，具有澳門特色的“一國兩制”實踐取得舉世矚目成就，憲法和澳門基本法確立的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牢固樹立，澳門各項事業全面進步，國際影響力顯著提升。

　　“每一個澳門人都會說：25年來，澳門人收獲的是滿滿的安全感、獲得感和幸福感。”澳門城市大學副校長葉桂平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澳人治澳”的人情味

　　麗華新村二座是澳門老城花地瑪堂區一棟普通、老舊的公寓大廈。一層，林立的臨街店鋪間，一個不起眼的小門里，幾位老伯正對工作人員抱怨生活上遇到的難題。旁邊的小會議室里，掛滿了市民送來的錦旗。澳門特區立法會議員宋碧琪推門進來，風風火火。這里是她和另外幾位“民眾建澳聯盟”(民建聯)議員接待市民的地方。

　　“今天‘一國兩制’‘澳人治澳’的局面，是過去難以想象的。”宋碧琪對《中國新聞周刊》感慨。她是土生土長的澳門人。25年前，小學剛畢業的她跟著街坊走到關閘，親眼見到人民解放軍駐澳門部隊進駐的一幕。此后，在新成立的特區政府15年免費教育及獎助學金政策的幫助下，宋碧琪成為家中第一個大學生。2013年，在澳門特區第五屆立法會議員選舉中，從澳門大學法律系畢業、從事了三年全職社區服務工作的宋碧琪，當選為最年輕的議員，時年28歲。

　　而在澳門回歸前，葡裔精英幾乎操控了“直接選舉”的全部議席。當時，澳葡政府與占本地人口九成以上的華人的關系，被人們形容為“不相交的兩條平行線”。澳門基金會高級技術員蔡永君的研究顯示，在1976年和1980年的最初兩屆立法會議員選舉中，在歧視性的選民制度下，華人居民幾乎未能參與投票。

　　在此背景下，澳葡時代的澳門居民不得不自己撐起社會治理的重任，由此形成獨具澳門特色的社團社會。由于這些社團普遍秉承愛國主義傳統，澳門在回歸前就有“半個解放區”之譽。清華大學深圳國際研究生院名譽教授曹二寶回憶，回歸時，解放軍進駐澳門的路線是完全公開的，“當時我來澳門出差，沿途任何一個司機都會告訴你駐軍進駐澳門的具體路線，表示期盼和歡迎解放軍”。

　　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副院長、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田龍飛指出，“愛國愛澳”的深厚歷史基礎、文化主體性及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積極意愿和傳統，正是澳門特色“一國兩制”的最大優勢所在。

　　澳門回歸祖國后，“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在實踐中如何體現？澳門特區立法會議員的直接選舉部分就是一種實踐。選舉采用獨特的“改良漢狄比例法”， 選民對不同組別的候選人名單投出獨一票，每張名單上的候選人則依次按名單得票數除以1，2，4，8，以此類推，計算各人票數，最終取所有名單上的前14名得票最多者。“這樣就保障了小組別，也就是小群體，也能有當選議員的機會。”宋碧琪介紹。

　　2013年的選舉中，由于在本組別名單上排名第三，宋碧琪的得票數要在名單得票的基礎上除以4。她算了算，覺得自己當選的概率不大，“抱著學習的心態參加”。不承想，長期扎根社區的服務得到市民認可，宋碧琪所在組別斬獲2萬多票。她不僅順利當選，而且“除下來還不是當選議員中得票最少的”。如今，她已連選連任三屆立法會議員，也兼任起越來越多的社團職務。

　　統計顯示，回歸以來，來自本地不同階層的居民，在立法會議員中的占比越來越高，其中直選議員大多具備豐富的社團服務經驗，廣為市民熟悉。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編《“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澳門經驗》指出：行政主導下的行政、立法、司法、社團“四位一體”管治體系，是澳門最重要的“一國兩制”實踐經驗。

　　進入新時期，澳門公共行政改革不斷深化。2012年，在廣泛征求公眾意見的基礎上，澳門自回歸以來首次對立法會產生辦法和行政長官產生辦法作出修改。2013年，中共中央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澳門特區政府進一步提升運作效能，提高依法、科學、民主決策和施政水平，著力推進特區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2019年至今，“構建現代服務型政府”被設定為澳門公共行政改革的目標。

　　澳門城市大學副校長葉桂平對《中國新聞周刊》介紹，近年來，澳門特區政府借鑒內地有關數字化服務型政府的建設經驗，積極探索，特別是推出“澳門公共服務一戶通”，將原本分散在多個公共部門的服務整合起來，通過提供“一站式”服務來優化公共服務網絡，更加便民利民。

　　對宋碧琪來說，最近十年最讓她印象深刻的成績，是和另外8名同事共提《租務法》，于2017年在特區立法會得到通過。當時，澳門房屋租賃市場不守約的“租霸”現象泛濫，《租務法》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相關問題的制度漏洞。

　　這也是特區立法會成立以來，極少數由議員首倡提出的法案。“澳門特區大多數法案是特區政府提出的，議員要靠自己的力量去收集意見、請法律專家協助，最終提出法案，并不容易。”宋碧琪回憶，“《租務法》從倡議提出到通過，歷時兩年，一步步推動法案落地的過程很艱辛，但也很感動，因為這是議員、特區政府、社團等各界共同努力的成果，其間雖有很多討論和爭議，卻體現出大家都有一顆真誠想為澳門做事的心。這個氛圍非常可貴。”

　　此外，2018年以來，澳門有序推進一系列國安配套立法修法工作，完成八項法律和一項行政法規的立法和修法，逐漸構建起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澳門維護國家安全法律體系。澳門特區政府保安司黃少澤介紹，澳門已形成“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可為”的維護國家安全社會氛圍。“國家安全問題上，只有‘一國’之責，沒有‘兩制’之分。”

　　今天，在麗華新村二座那間樸素的辦公室里，放著可供市民取閱的民建聯議員們書面質詢及部門回應合集。從進一步推動學校愛國主義教育，到推進大灣區經濟合作，再到為長者公寓增設公共交通、控制施工擾民，最近幾個月的質詢覆蓋澳門經濟發展及民生關切的方方面面，這是“愛國者治澳”的典型體現。

　　2024年10月13日，岑浩輝高票當選澳門特區第六任行政長官候任人，11月1日在北京接受正式任命。“這既是中央有效行使對澳門的重大人事任免權，依法任命行政長官及特別行政區主要官員的重大舉措，也是特區高度自治權得到充分保障的具體體現，更是‘一國兩制’在澳門成功實踐的生動例證。”澳門特區立法會主席高開賢表示。

　　自回歸以來，“老澳門人”岑浩輝長期擔任澳門特區終審法院院長，服務于澳門“四位一體”管治體系中的司法部門。接受媒體采訪時，岑浩輝說，自己最喜歡澳門的人情味。參選競選期間，他和4779個人次，230多個社團交流。“我可以很坦誠，相互之間交流協商，有什么看法，跟他們交流，有什么政策跟他們溝通。”

　　“我們有非常可愛的愛國愛澳社團。有非常親近、平和、健康，而且體諒人的百姓、市民，相互之間就是這么一種很純樸、很容易相處的、人與人之間關系不復雜的人情味。”岑浩輝說。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11月1日會見岑浩輝時表示，希望岑浩輝帶領特別行政區新一屆政府團結社會各界勠力同心、守正創新，擔當進取、善作善成，不斷開創具有澳門特色的“一國兩制”實踐新局面，為強國建設、民族復興作出更大貢獻。

　　“小城市”的大空間

　　即使是工作日，從媽閣廟前地到大三巴牌坊，澳門老城區狹窄的街道還是擠滿了熙熙攘攘的游客。人們走過葡式風情的碎石路，經過中國第一座西式劇院崗頂戲院外的綠色外墻，駐足在“有傳統味道”的手工糕點鋪前，公交車上，不時聽到司機大聲提醒初來乍到的游客：“到金沙的在這里下車，往前過天橋就到啦！”

　　25年前，這里是另一番景象。16世紀以來，澳門作為國際貿易港口，不僅是貨物進出的重要樞紐，更是東西方文化與技術交流的中心。根據澳門老一輩新聞人唐思所撰《澳門風物志》的記載，今日繁華的水坑尾街一帶，鴉片戰爭前曾是外商云集地，大榕樹下，絲行、茶葉行、瓷器行密布。然而，19世紀末，外商逐漸轉移到香港，洋行舊址空置，逐漸變為住宅。

　　20世紀中期以來，隨著博彩業的發展，澳門又經歷了一個畸形發展時期。今日肅穆典雅的崗頂戲院，那時一度供“巴黎瘋狂艷舞團”駐場演出，引發市民抗議。到回歸前夕，澳門更陷入連續4年的經濟負增長，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在全球各經濟體中僅排在40名前后，失業率則超6%，刑事案件頻發，“每天電視節目里只要出現大三巴牌坊的影像，就知道要播送治安事件”，游客不來，市民也生活在恐懼中。

　　回歸之初，面對現實，在中央大力支持下，特區政府提出“固本培元、穩健發展”的施政方針。澳門治安狀況迅速好轉，嚴重暴力犯罪常年保持零案發或低案發。2012年以來，澳門總體失業率多年保持在2%以下，總體就業人口月收入中位數由1999年的4920澳門元增加至2023年的1.75萬澳門元。

　　與此同時，特區政府于2002年開放博彩經營權，刺激國際資本進入，當年經濟實質增長率即高達11.7%。2003年，內地居民赴港澳“自由行”開放，開啟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新階段。

　　今天，踏上澳門土地的游客不僅是被這里的博彩業吸引。2023年，特區政府及民間舉辦的各項藝文活動參與人次接近2000萬，大型演唱會等活動觀眾達100萬人次，產生約11億澳門元票房。截至11月初，今年澳門入境旅客已超過3000萬人次。

　　澳門為何不愿只做“賭城”？澳門城市大學副校長葉桂平對《中國新聞周刊》指出，“適度多元”戰略不僅能維護澳門的經濟安全，應對未來風險挑戰，更能改變社會的精氣神，形成競爭、創新的活力。“如果小孩子高中畢業后去賭場上轉一轉，立馬每個月工資都高過寫字樓里的大學畢業生，社會發展就將走向畸形。只有年輕人有競爭和創新精神，澳門才能有發展的活力。”

　　近年來，澳門明確定位“一中心、一平臺、一基地”，即“世界旅游休閑中心”“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臺”以及“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2023年更編制出臺首個全面系統的經濟適度多元發展規劃，力推“1+4”多元轉型，務求實現大健康、現代金融、高新技術、會展商貿及文化體育等重點產業較快發展。

　　到2023年，非博彩行業占澳門本地生產總值的比重已達61.7%。此外，作為中國和全球9個葡語國家間的“精準聯系人”，2023年，澳門對葡語國家進出口總額14.3億澳門元，較2003年增長7.9倍。

　　然而，無論是進一步發展新產業還是聚集高端人才，澳門都受到空間匱乏的限制。這座小城的陸地面積約等于1/34個香港，有人比喻道“只要逛0.6個秦皇陵，就能逛完澳門”。在此背景下，2015年，中央明確澳門特區海域面積85平方公里，與33.3平方公里陸地面積相銜接。2021年，中央正式把106.46平方公里的橫琴作為粵澳深度合作區，實行粵澳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的新管理體制，使澳門的發展空間擴大到224.76平方公里。

　　截至今年10月底，已有6521家澳資企業落戶橫琴，在深合區生活居住的澳門居民超過1.6萬人。如今，深合區擁有各類國家級、省級科技創新平臺30家，國家高新技術企業268家，國家和省級專精特新企業41家。橫琴口岸開放之初，每天只有幾百人通關，以游客為主；如今，口岸單日最高通關量已超過10萬人次，通關人員多為琴澳通勤工作者，“七分民生、三分游客”。

　　對澳門居民來說，跨越從澳門到橫琴之間“隔海相望”的187米，擁有的不只是更大的經濟發展空間。在橫琴的“澳門新街坊”，《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遇到一對剛移居滿一年的澳門夫婦。他們說，從澳門開車往返新居僅需20分鐘，但生活環境非常不同：“澳門要比較高級的公寓才會有這種(綠化的)小區，基本上一出門就是馬路。我們比較喜歡現在這種(生活)，吃完飯回家在小區正好走一走，有自己的空間，有很多花草樹木。”現在，他們正準備在橫琴注冊公司創業。

　　十年前整體搬遷至橫琴的澳門大學校園，山水輝映。從葡京酒店門口乘公交車至此，只需半個多小時。一位澳大教師指著大草坪對記者介紹：“每到周末和假日，澳門居民常來這里郊游，我們戲稱現在的澳大是‘澳門最大的市民公園’。”

　　除了地理空間，近年來，澳門發展的制度空間、政策空間亦不斷拓展。2022年12月，“澳車北上”政策正式施行；2023年12月，《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總體發展規劃》正式公布；2024年3月，橫琴“一線放開、二線管住”封關運作；7月起，自澳門進境居民旅客攜帶行李物品免稅額度從5000元提高至1.2萬元，為非中國籍澳門永久性居民簽發往來內地通行證、便利往來；11月出臺珠海市戶籍居民赴澳門旅游“一周一行”簽注、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戶籍居民和居住證持有人赴澳門旅游“一簽多行”簽注新政策……

　　葉桂平建議，未來應加快落實《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總體發展規劃》，完善琴澳跨境基礎設施的“硬聯通”，增強區域的流動性和連通性；加強兩地在社會管理、公共服務、便利通關等方面的“軟銜接”，消除制度性障礙，推動琴澳兩地要素跨境高效便利流動，促進人才往來及產業發展，營造更加融洽的區域發展環境。

　　習近平主席曾指出，澳門回歸祖國的實踐證明，只要路子對、政策好、身段靈、人心齊，桌子上也可以唱大戲。

　　“過去25年，澳門特區享受了中央的許多政策紅利。未來25年，澳門應當要更多地考慮：站在這個特殊的時間節點，澳門如何更好地發揮國家所需、澳門所長？”葉桂平說。

　　“澳門盛產什么”

　　“常有人問‘澳門盛產什么’，我們會笑著回答‘不是杏仁餅，不是蛋撻，而是社團’。”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會長吳小麗說。

　　澳門是當之無愧的社團社會。人口不到70萬的土地上，平均每百人就有一個社團。回歸祖國25年，澳門社團數量從1700多個增長到近1.2萬個。目前，僅澳門工聯總會、街坊總會、婦聯總會3家骨干社團會員就達到18.42萬人，比回歸之初增長137%。

　　澳門的社團社會誕生于對澳葡政府“不管不顧”的無奈應對中，也承載了澳門居民的愛國主義情愫。但現在，澳門已經回歸祖國，澳門居民為何依然需要這么多社團？

　　如今已是多家社團負責人的宋碧琪，2010年剛到民建聯全職從事社區服務的第一天，是到一棟有20年樓齡的大廈參加業主會。走在澳門街頭，抬頭就會看到天空被兩側高聳的大樓夾在中間。在遍布霓虹燈的底商夾縫中，能找到一個窄窄的寫著“××大廈”的入口。與內地不同，澳門寸土寸金，多數居民都住在這樣的大廈里，一棟“龐然大物”能住上千戶，儼然一個社區。

　　十余年來，宋碧琪及其社團試圖推動的工作之一，就是“大廈自治”。過去，隱匿的非法旅館、幾十年不曾保養的電梯，以及收錢不辦事還拒絕“退場”的物業公司，無不影響大廈居民的居住體驗。“居民覺得，我花了大半輩子的人生，投入那么大，買了一間房，卻不能安居。”宋碧琪回憶道。

　　大廈多為私人業權，特區政府直接介入存在一定的困難。社團的使命是推動大廈居民成立業主委員會進行自我管理。宋碧琪工作第一天去參加業主會的主題是討論大廈的維修保養，多數業主支持利用特區政府的“樓宇維修基金計劃”翻新大堂，便利長者出行，但有兩名業主認為大堂狀況良好、無須翻修，現場“氣氛很僵”。

　　宋碧琪意識到，同一棟大廈內，左鄰右里對大廈管理未必有相同的認識，有些居民依然抱著“不要搞那么多麻煩事”的心理。這也正是社團介入的意義：此后的十余年間，宋碧琪和民建聯的同事一起，一邊在行政、立法層面推動物業法規完善、簡化業委會建立程序，推動政府代表參加業主會議；另一邊，努力提升居民的自我管理意識，培訓業委會成員熟悉大廈管理制度，乃至管理技巧，“包括如何化解左鄰右舍的難題。有了業委會，居民面對簡單的房屋漏水問題，可能一個電話就打給業委會主席”。

　　近年來，民建聯還提出“兄弟業委會”的概念，即由成熟的業委會對鄰近大廈的業委會建設提供幫扶，這體現了社團社會典型的“互助”精神。如今，民建聯的工作覆蓋了300多棟大廈，涉及居民十數萬人。

　　澳門城市大學副校長葉桂平指出，正是各個細分領域的社團連接起澳門特區政府與民眾，形成合力，使澳門“一國兩制”可以有序進行，達成特區政府提出的“善治”目標。一些骨干社團如街坊總會“從3個月到100多歲都管”，僅今年上半年就累計服務逾178萬人次，覆蓋托兒所、中小學、輔導中心、家庭服務中心、業主委員會、社區服務中心、頤康中心、長者護理中心乃至善終服務等各個領域。

　　此外，澳門社團社會的健康發展，也離不開特區政府的行政主導。吳小麗介紹，街坊總會積極協助特區政府各部門，廣泛收集居民在交通、衛生環境、城市發展、市政設施等方面的需求與反饋。憑借這些工作，特區政府能更精準把握社區實際情況，進而提供更貼合民眾需求的服務。

　　同時，在特區政府引導下，社團除了照護“家長里短”，也能調動民眾，服務社會。2003年非典疫情后，澳門數百個社團牽頭拉動十余萬人參加特區政府組織的“城中半日游”活動，以帶動內需，迅速恢復景氣。

　　2008年汶川地震中，澳門歸僑總會創造了“第一位抵達災區進行現場援助的境外人士、第一批送抵災區的境外物資、第一個建成抗震學校的境外企業”等三項紀錄。

　　社團社會活躍的根基，亦在于特區政府為澳門居民提供了豐厚的基本社會保障。目前，澳門已建成的公共房屋單位數目超過5.7萬個，95%的社會房屋租戶獲豁免繳付租金。居民人均住房面積超過20平方米。年滿65歲的澳門永久性居民，平均每個月從政府享受的現金性福利超過6200澳門元，可達本地居民月工作收入中位數的30%。社會保障制度還覆蓋失業、疾病、出生、結婚等津貼。

　　今年9月，澳門協和醫院開業，為實現“大病不出澳”目標邁出堅實一步。澳門特區政府衛生局局長羅奕龍介紹，截至2023年底，澳門每千人口對應注冊醫生、護士、病床數分別為2.9名、4.4名和2.8張，分別是回歸時的2.3倍、3.3倍和2.1倍。65歲以上的老人可享受免費醫療，居民平均預期壽命從1999年的77.9歲提高至2023年的83.1歲。

　　隨著社會發展，澳門也和其他城市一樣，面臨新的挑戰，亟待政府、社團與各界合力解決。如宋碧琪指出，當前澳門社會養老床位比例低，一些老人“排隊要排一年以上”。她建議，應進一步推進粵港澳大灣區的養老產業合作。

　　葉桂平指出，時代發展也對澳門特有的社團社會帶來了新的挑戰。隨著產業結構變化，澳門的中產階級團體逐漸發展壯大，他們積極爭取以利益相關者的身份參與公共政策的制定，對政府在協調社團利益矛盾方面提出了新挑戰。他說，澳門特區政府需要讓社團在政府與社會之間找到自己的平衡點，加強社團的代表性，擴大社團參與政治的積極性，政府則要善于解決問題、化解矛盾，保證社會和諧。

　　“未來，澳門需要繼續發揮好‘一國兩制’的獨特制度優勢。”葉桂平說，“過去25年來，這正是澳門人安全感、獲得感和幸福感的來源。”

　　澳門特區政府政策研究和區域發展局局長張作文則指出，“一國兩制”是頂層設計、制度安排，更是經濟發展、民生改善、社會穩定的基石和源泉。“‘一國’之本、‘兩制’之利就在澳門人的身邊，我們是受益者，也是踐行者。”

　　《中國新聞周刊》2024年第4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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