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櫻桃》與朱德之女、張聞天之子的蒙難遭遇

　　電影《紅櫻桃》是由也曾留蘇的葉挺之子葉正明的兒子拍攝的，傳說電影主人公是根據朱德女兒朱敏的經歷為原型創作的，但和朱敏的實際經歷相差很大。

　　朱敏在衛國戰爭前，和毛澤東的女兒李敏、羅亦農的兒子羅西北、原中共湖南省委書記王一飛的兒子王繼飛三個人一起來到伊萬諾沃國際兒童院。

　　他們到達以后，國際兒童院對他們做了非常仔細的身體檢查。當時發現朱敏患有肺病，一位老醫生建議把她送到蘇聯最好的肺病療養院進行治療。然而，朱敏剛到那里不久，蘇德戰爭就爆發了。德軍的閃擊戰一下就把那所療養院占領了，朱敏瞬間成了德國人的囚徒，被押送到科尼塞爾半島的勞動營當童工。

　　當被俘之際和在勞動營當勞工的歲月里，朱敏表現得很機警，始終沒有暴露自己是中共領袖后代的身份。朱敏后來回憶說：“盡管當時表現得挺有主見，一直沒有暴露自己，但確實嚇壞了。”在國外淪落于慘無人道的法西斯匪徒魔掌，這突如其來的險惡遭遇，還真沒有幾個人經歷過，更何況朱敏當時還是個不諳世故的孩子。

　　當時，在戰爭中失蹤的中共領袖的孩子：一個是朱敏，一個是張聞天和他的蘇聯前妻安娜·列昂尼多芙娜·戈爾彬斯卡婭生的孩子，他也是在療養院被德軍擄走的。陳祖濤回憶說：后來由聯共中央派出的一位高級軍官，在德占領區把朱敏和張聞天的孩子都找到了。因和軍隊和地方管理當局搭不上聯系，找不著接待部門，他們自己也擠不上順道的火車，只好徒步跋涉。

　　一天，他們在行進中遇到了德國飛機轟炸，人群為躲避轟炸四處逃散。待飛機飛走后，大校找到了朱敏，而張聞天的孩子卻無論如何也找不到了。大校只好帶著朱敏一人回到兒童院，張聞天的孩子從此下落不明。

　　1951年，張聞天繼王稼祥出任駐蘇聯大使后，陳祖濤曾在他身邊當過翻譯。經過一段時間的相互了解，張聞天將自己蘇聯前妻的名字告訴了陳祖濤，并提供了一些線索，希望陳祖濤幫助他尋找自己的孩子。

　　后來陳祖濤找到了張聞天的蘇聯前妻安娜·列昂尼多芙娜·戈爾彬斯卡婭時，她當時是軍醫，被授予大校軍銜。她對陳祖濤說：“我從1944年到現在，在國外所有戰爭期間有蘇聯被關押人員的地方，都托人找遍了，還是沒有找到，估計可能是在那次轟炸中被炸死了。”陳祖濤把聽到的情況告訴了張聞天，他嘆息一聲，流露出非常遺憾的神情。

　　蘇軍諜報部門需要一個懂中俄文的中國人

　　1945年2月，美國、英國和蘇聯簽定了《雅爾塔協定》。協定的積極促成者美國，為了減少美軍百萬傷亡的代價，以承諾維持蒙古現狀、將日本占領的庫頁島及臨近一切島嶼交還蘇聯和一些損害中國主權的條件作為交換，要求蘇聯在德國投降及歐洲戰爭結束后的兩個月或三個月內，參加同盟國方面對日本作戰。

　　協定簽署后，蘇聯遂對出兵中國東北進行準備，其中一項就是對日搞諜報工作。因為日本人在中國東北布下了很大的諜報網，蘇軍需要在進入東北后，在那里建立自己的諜報機構。在這個諜報機構里，需要一個俄文中文都懂的中國人。同時由于時間緊迫，只能做短期的諜報工作培訓，這個青年應該是個有一定無線電知識的人。

　　當時聯共中央就派了一個人，陳組濤印象中是聯共中央聯絡部門的中國科科長，名叫尼古拉耶夫。尼古拉耶夫到了國際兒童院，在中國孩子中進行挑選。

　　當時陳祖濤等大一些的中國孩子都希望自己能被選中，尼古拉耶夫先選了3個大致符合條件的人，劉允斌、羅西北、陳祖濤，同他們談了話。

　　在3個人中，劉允斌、陳祖濤的俄語好；羅西北來蘇聯晚一點，中文要比他倆好一點。更關鍵的是羅西北對無線電一直有興趣，而兒童院又對有各種興趣的兒童給予過指導和培養，所以他在無線電知識方面，就比劉允斌、陳祖濤強多了。蘇軍諜報部門當時只需要一名中國人，所以最后選中了羅西北。

　　羅西北被選中走的時候是很得意的，劉允斌和陳祖濤則有些悻悻然。不久后，陳祖濤從10年制學校畢業，考大學到了莫斯科，在這里和羅西北相遇，問他在干啥，羅西北說上級不讓講。陳祖濤后來知道，他在接受蘇軍諜報機構格帕烏的訓練。在蘇軍對日作戰期間，他被派到了中國東北，從事情報工作，他是在蘇聯的中國孩子中真正參加了二戰，并在戰爭中做出貢獻的人。

　　可后來“文革”中羅西北苦頭就吃大了，他是正規的蘇聯諜報人員啊!“蘇修特務”的罪名使他被整得精神失常。后來還是周恩來出面，說羅西北的父母親我了解，他本人的歷史我也清楚，他是反法西斯戰爭中的有功人員，這才使他從批斗中得以解脫。

　　“我被蘇聯安全部門抓了”

　　1945年5月，陳祖濤讀完蘇聯的10年制學校，正趕上蘇聯戰后推行新的考試制度，畢業的考試被稱作成年人教育畢業證考試，考得非常嚴格。陳祖濤不僅順利通過考試，拿到了畢業證，還考上了蘇聯鮑曼技術最高學院。

　　鮑曼高級技術學院有著悠久的歷史，它的前身是俄羅斯皇家技術學院，其地位相當于中國的清華大學。當時的鮑曼高級技術學院是一個半軍事性質的大學，設有坦克專業、火箭專業、精密儀器專業等等，后來蘇聯的很多軍工權威都是從這所學院畢業的。

　　陳祖濤說，他當時最渴望讀的是坦克專業，但那時蘇聯對學這些現代軍工專業有非常嚴格要求，必須是俄羅斯族人才行。陳祖濤雖然到蘇聯后就加入了蘇聯國籍，但中國裔在蘇聯屬于少數民族，而這些專業不錄取少數民族學生，他只好選擇在機械系就讀。陳祖濤入學后，學院里又成立了原子能系，這個系繼而發展成為一個獨立的學院，但也不收少數民族學生。

　　戰爭勝利后的1945年至1946年，蘇聯又遇上了罕見的嚴重災荒，直到1947年以后才逐漸好轉，這就是陳祖濤邁進大學門檻時的大環境。他和蘇聯人民一同體味著戰后恢復的艱難，并加入了聯共，成為一名布爾什維克正式黨員。

　　艱苦地度日，依舊是這批中國孩子們的必修課。1947年，蔡暢出國開會路過莫斯科，她惦記著這些在蘇聯生活學習的中共領導人的后輩們，便特意去看望孩子們。她自己的女兒李特特也在其間，她們母女也是多年不見了。

　　當她發現中國孩子們衣衫襤褸，皮鞋早都開了口，露著腳指頭，面容透露著明顯的營養不良印跡時，這位堅強的女共產黨人忍不住心疼地流下了眼淚。

　　翌年，蔡暢又到蘇聯參加國際婦聯大會，隨身夾帶了一些金首飾，到莫斯科后，她把這些金首飾交給了陳祖濤他們。她告訴孩子們，這是從黨的經費中撥出的，你們可以用它在蘇聯設法兌換成盧布，改善一下生活。

　　蘇聯官方對金銀珠寶的典當監控是相當嚴的，盡管陳祖濤第一次去典當行典當物品時十分謹慎，還是被蘇聯安全部門的人盯上了。過了些日子，當他再去的時候，就被抓了起來。

　　蘇聯安全部門的人把陳祖濤帶到了莫斯科的公安總局審問，問他金首飾是從哪里來的。陳祖濤說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李富春、蔡暢轉送來的。陳祖濤說出了聯絡人員的名字，讓蘇聯安全部門的人員去聯共中央核實。安全部門的人員立即和有關部門進行了聯系，一詢問，情況和陳祖濤講的一點不差，就馬上把他放了。從這以后，陳祖濤去典當行兌換盧布，就再也不必躲躲閃閃、遮遮掩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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