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年是改革開放30周年。30年來，改革開放豐富了文學，也在不斷地呼喚著文學。

　　改革開放初期，社會和文學創作都處在至關重要的轉型時期，社會生活的突變為文學創作提供了非常豐富的素材。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作家和人民都對生活充滿了激情，一大批作家在從事問題小說和“改革文學”的創作中，呼喚改革，作品中帶有強烈的理想主義色彩。蔣子龍的《喬廠長上任記》、柯云路的《三千萬》等作品的推出，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反響。文學在社會生活中分擔了對時代命運進行思考和構想的重任。

　　上世紀90年代后，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時代也走到了一個新的轉型期，文學逐漸卸去了附加的社會功能，重新回歸對人本的關注，對文學性的關注。

　　然而，近些年來，卻很少再有作品能夠像《喬廠長上任記》、《三千萬》那樣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當前的文學創作，真正關注時代命運并且引起強烈反響的作品并不多見，一些一時引起轟動的作品往往帶有商業炒作的成分，不能真正反映時代、記錄時代。

　　如今這個時代的確變化太快，人們的價值觀、生活狀態、思想狀態豐富多變，作家不易抓到生活的本質，提煉出有時代氣息的典型人物。現在的傳播形式也在迅速改變，傳播速度的加快，使人們對文學的持久力量、文學對永恒價值的追求產生了質疑，作家往往在這種質疑中迷失自我。同時，市場的誘惑帶來的虛假輝煌給作家帶來了干擾。在市場號召力、銷售量、賣點的刺激下，“身體寫作”、“少年寫作”等概念炒作此起彼伏，腳踏實地的創作反而顯得落伍。

　　在一片繁華與浮躁中，作家與現實之間隔著一層膜。“為時代而創作”，盡管是老生常談，卻應該常談常新。畢竟， 如果一個時代失去了文學，就減少了對生活的感受和深思。作家俯下身傾聽普通人的聲音，始終是必須的。

　　只有在市場面前、誘惑面前、生活面前沉得住氣，關注時代、關注文學，耐得住寂寞，才能成為無愧于時代的作家。(記者 劉陽)

　　(作者馮驥才 為中國文聯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