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正在討論的“十二五”規劃,一個重要問題是收入分配領域的改革。收入分配問題現在已經是關系到經濟、社會乃至政治幾個方面的重大問題。今年“兩會”期間對各位代表和委員進行過一次調查,收入分配被列為關注的第一個焦點問題。
目前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很重要的一個方面是要調整結構,像投資與消費的結構、內需與外需的結構等,而內需、消費都與收入分配密切聯系在一起。提高居民消費能力的根本途徑是調整收入分配結構,盡快扭轉多年來勞動報酬占比下降的趨勢,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政府應干預初次分配嗎
收入分配領域的改革,目前有一個爭論,即政府的著力點究竟應該在初次分配還是二次分配上?如果著力于初次分配,政府能夠做些什么?
目前中央政府已明確提出,要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問題是,怎么提高?有些地方提出,企業必須給職工增長工資,有的提出工資漲幅必須不低于企業的利益增長幅度,或者不低于當地GDP的增長幅度等一些行政性辦法和建議。但是,有很多學者對這些表達了不同看法,認為初次分配應該交由市場來解決,政府主要是在二次分配里做文章。
還有學者提出應該學習日本曾經的做法,即居民收入倍增計劃。但很多人擔心,這是不是會層層落實到地方各級領導一把手的責任制,最后又會變成一種行政性辦法?是不是會不適當地干預了企業的經營自主權?甚至是會不會回到計劃經濟體制時代當時對于工資的控制?
也有一些專家學者認為,中國勞動力長期供大于求,又處在城鄉勞動力分割、農村勞動力逐步向城市勞動力轉移的過程,在“劉易斯拐點”未到來之前,勞動報酬低就是由市場供求決定的。除非政府用行政手段干預,否則這樣的情況在中國是客觀的,所能做的就是調整二次分配,加大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加大稅收調節等。
這是目前在收入分配領域存在的一些比較大的爭論。針對這些爭論,筆者談談一些看法。
筆者認為,不能只從勞動力供求數量上分析中國收入分配問題。這種分析只看到了我國勞動力市場的數量特點,而沒有分析其體制特點。
按照人口增長態勢,從1980年到2020年左右,我們都將處在勞動力總量供大于求的狀態,這是對勞動力市場的一個數量分析。與此同時,我們還應該看到,勞動力資源正處在由政府統一配置向市場配置的轉型期,這是對勞動力市場的體制分析。
用體制轉型的觀點來分析分配現狀,不難發現,中國勞動力勞動報酬過低的情況,很大程度上正是勞動力體制轉型不到位、市場機制沒有充分發揮作用,或者沒有合理發揮作用的結果。在初次分配上至少存在四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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