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恐怖襲擊事件發生的當天，一些評論人士認為，這個世界從此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在“9·11”一周年紀念日來臨之際，《時代》周刊跟蹤調查了11位不同國家的各個階層的人物：和平與繁榮年代當選的總統卻發現自己不得不擔負起指揮反恐戰爭的重任；原本準備同時打贏兩場地區性戰爭的軍人卻不得不跑到阿富汗山洞去搜索敵人；一個一直在尋求進步的巴基斯坦女孩卻發現她的同學對和平與進步產生了疑問———
遇難者的女兒
希拉里·斯特羅奇，今年12歲，她最喜歡的電視頻道是“食品網”，這倒不是因為她特別喜歡烹飪，而是因為經過整整一年的觀察，她發現只有在這個頻道上看不到父親遇難的畫面。
電視新聞肯定是不能看了，MTV也一樣，很多歌曲都以世貿中心被撞作背景。連專門為兒童們拍的《動物星球》，也有警犬從世貿廢墟中穿過的鏡頭。斯特羅奇表示：“我只能選擇‘食品網’，我并不關心主持人在教你做什么菜，選擇這個頻道是因為主持人從來不提‘9·11’。”
對于只有12歲的她來說，失去父親，本來說如同進了地獄一般。更可怕的是，她在電視上親眼看到了父親消失的一瞬間。那天早上，父親從世貿中心第99層的辦公室兩次給家里打電話，第一次非常平靜，可第二次已經語聲哽咽。他對斯特羅奇的媽媽說，他被困在辦公室里，但一切平安，有人也正在想辦法救他們。
幾個小時后，斯特羅奇和同學們一遍又一遍地看錄像，父親所在辦公室瞬間變成廢墟。從此以后，斯特羅奇成了當地的新聞人物，連老師都把她拉到身邊說：“你是我們的小英雄。”
可是，又有誰真正了解斯特羅奇的心思。在此之前，死亡對她來說是那樣陌生，可小小年紀的她現在不得不面對這一殘酷的現實。
世貿中心廢墟的幸存者
基尼爾·邁克米蘭為什么能夠活了下來？到9月11日上午10時28分，尚未來得及逃出世貿大廈的人幾乎都“蒸發”了。和那些被困在高層的人不一樣，邁克米蘭的辦公室設在北塔的第64層，她本來可以及時撤離的。
但由于當時太恐懼，又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么事，所以，當北塔坍塌之時，她和許多人一樣，正從B通道往下走。任何人親眼所見，哪怕是通過電視看到世貿倒塌過程的人心里都清楚，要想逃生，除非出現奇跡。
的確，鋼筋紛紛斷裂，堅固的混疑土變成了粉末。但基尼爾被埋在一個橡膠袋中足足26個小時，于9月12日中午12時30分被救出。世貿被毀后，救援人員只從廢墟中救出4名幸存者，基尼爾是最后一個獲救。
一些遇難者的家屬只能找到遇難者的一部分尸骨，更多的家屬什么也沒有找到，而基尼爾的家人發現她只是右腿被壓斷，身體的其他部位受了一點輕傷。今年1月，基尼爾的家人喜氣洋洋地為她過了31歲生日。到5月份，她已經完全康復，甚至可以不用拐杖就能走路。
基尼爾能夠活下來，是幸運？還是真的有“上帝之手”？當南塔被撞塌后，在北塔工作的人還有29分鐘的逃生時間。可是，當時樓里到處都是煙。基尼爾他們好不容易摸到了B通道。好在樓梯里還有部分燈亮著，如果這些燈全熄了的話，他們可就麻煩了。
直到上午10點，也就是第一架客機撞向世貿中心后1小時15分鐘后，基尼爾他們和北塔一起向下墜去。四周全黑了，一切歸于平靜。可是，基尼爾奇跡般地活了下來。
如同鴨子上架的總統
布什總統給世人的印象是思維簡單，不管什么事情，他總要分出個黑與白，好與壞。他的這種處世方式在“9·11”事件后表現得更加充分：要么站在美國一邊，要么站在恐怖分子一邊，沒有中間路線可走！
當然，如果你發動戰爭，這樣涇渭分明的態度無可厚非，可是，“9·11”那個令人心悸的時刻越來越遠時，當這個世界再度回復到“灰”色時，這樣的態度會造成怎樣的后果呢？
布什總統的顧問和盟友也都在思考這個問題。甚至連一些共和黨人也認為，布什忽視了美國所面臨的經濟問題，不該把全部的精力用在反恐怖戰爭上。事實上，民意調查也說明這種擔心不是多余的：只有30%的被訪者認為，在2004年總統大選中，反恐怖戰爭比其他問題更重要。而認為其他問題比反恐重要的人數占被調查總人數的61%。
布什總統的一位顧問私下說：“如果他把全球性的反恐怖戰爭繼續下去，他是否有機會連任總統？”
“9·11”事件發生后，布什總統的支持率直線上升，那是因為當時的局勢使然，但現在一年過去了，再看現在的布什，很多人會產生這樣的想法：留名青史機會自己找上門來，可惜布什總統沒有能力抓住它。
對美國不滿的青少年
薩娜·沙今年16歲，她和家人住在巴基斯坦拉霍爾市富裕的郊區，在這里，她所看到的衛星電視頻道并不比美國人看到的少。
薩娜是一個愛笑的孩子，但一年前發生的那一幕讓她的笑容僵在了臉上。去年9月11日，她和媽媽在看電視，首先看到的是世貿雙塔的倒掉，接著看到了美國人憤怒的報復：穆斯林的商店被搗毀；看上去像阿拉伯人的出租車司機被拽出車外毒打一頓。
她立即給身在美國的哥哥打電話，想搞清楚他是否平安。在此之前，薩娜到過美國，對國際事務也持寬容態度，因為她一直把自己看成是一名世界公民。可是，今年，她的“世界公民”思想受到嚴峻挑戰。
她愛伊斯蘭，也喜歡美國，可是，“9·11”事件后發生的一切，都把她搞糊涂了。巴基斯坦的好戰分子的行為，讓她對自己的信仰產生了懷疑，而美國對遭到恐怖襲擊的反應也讓她徹底失望。她說：“美國人想通過殺死阿富汗人來達到報復的目的。這樣做是錯誤的，那些阿富汗平民和死在世貿中心內的人一樣，都是無辜的！”
開始，薩娜站在美國一邊，支持打擊恐怖主義。但自去年10月美國開始空襲阿富汗后，薩娜和許多巴基斯坦人一樣，對美國的不滿情緒越來越強烈：“為什么阿富汗平民的生命就那么不值錢呢？”
去年11月，她應“和平種子”組織的邀請來到美國，她從美國人口中聽到的都是伊斯蘭是一種如何如何暴力的宗教；她在眼中看到的都是美國人如何懷疑入境的穆斯林。她反駁說：“美國人錯了，我覺得有必要向美國人解釋一下。對于入境的人，美國人當然可以搜身，但要搜就要搜每一個人，不能只搜穆斯林！”
來不及見新生兒的美國士兵
當他和其他40名士兵以及每個人攜帶的80磅重的行李擠進直升機后，蘭迪爾·佩雷斯幾乎連喘氣的地方都沒有了。
他們在黑暗中向阿富汗東部的沙希科特山谷飛去，機艙里的昏暗的燈光打在這些隸屬美國陸軍第十山地師士兵的臉上。他們有的在聊著即將來到的戰斗，有的利用這段時間小睡一會兒。而佩雷斯則把一張照片緊緊地貼在胸口上。
這是今年3月初的一天，佩雷斯來到阿富汗后，他的兒子羅密歐才來到人間。他是通過互聯網收到兒子的照片的。他在想兒子長成什么樣了，在想如果自己在阿富汗發生了意外，見不到兒子怎么辦。
直升機飛到指定區域，佩雷斯只能把思緒收回來。等走下直升機，他才發現，他們像是飛進了一個巨大的體育場：敵人已經在這里等待他們多時了。他們準備從這里沖出去。可是他們在明處，低處；敵人在暗處，高處。突出重圍談何容易。
這一仗，佩雷斯所在部隊傷亡慘重，佩雷斯保住了性命。3月18日，負責指揮反恐怖戰爭的美國中央司令部司令弗蘭克斯將軍授予佩雷斯青銅星章。
佩雷斯于4月份回國，此時，他的兒子已經快9個月大了。他說，終有一天，他會對兒子講述他在阿富汗的故事：“我會告訴他戰爭并不像有些人所說的那么迷人；我會告訴他，我希望他以后不要當步兵。”
再度上崗的阿富汗婦女
塔利班于去年11月逃離喀布爾后的第三天，一位頭戴伊斯蘭面紗的婦女出現在喀布爾機場。沒有誰去正面看她一眼，可是，當她向守衛空軍總部的北方聯盟衛兵走來時，所有的腦袋都轉向了這位婦女。
衛兵沖她說：“大媽，回家吧！出去，回家吧！”這位身材細小的婦女不僅沒有后退，反而邊撕下面紗邊沖衛兵喊：“我不是你大媽！我負責訓練士兵，我叫卡托爾！”聽到這個名字后，衛兵連聲說：“對不起”，慌忙打開大門，緊張得連敬禮都忘了。
卡托爾·穆哈馬德扎伊是阿富汗職位最高的女性，也是阿富汗第一個也是惟一一個傘兵。那天是她在被塔利班強制性地退役后，第一次走進空軍總部。她的孩子不到一歲，卡托爾便成了寡婦，她成為塔利班禁止婦女參加工作的最大受害者之一。
雖然卡托爾接受了比大部分阿富汗婦女更好的教育，可是，在塔利班的統治下，要找一份工作仍然困難重重。現在，她終于有了出頭之日，所以迫不及待地用軍裝換下了那身傳統服裝。
現在，卡托爾負責空軍的身體訓練，可是，經過了22年的戰亂后，訓練用的最簡單的器材都不容易找到，一些士兵甚至連鞋子都沒有。對于阿富汗軍隊的前景，卡托爾和其他國民一樣茫然。
一級警戒的海關官員
本·安德遜今年55歲，是連接溫德索和底特律之間的大使橋海關檢查站的首席檢查官。“9·11”事件提醒美國人，恐怖分子隨時有可能通過海關把臟彈甚至核彈偷偷運到美國，再度對美國發動致命打擊，所以，海關成了美國人的一塊心病。
安德遜深知自己肩上的擔子有多重，但他對海關存在的漏洞憂心忡忡。他說：“檢查人員一般需要25秒到30秒的時間來判斷過往司機是否在說謊。由于過往車輛太多，我們大多數時候只能憑感覺。”
“9·11”事件發生后，美國海關進入最嚴厲的一級警戒狀態。襲擊事件后的最初幾天，大使橋上的車輛排起了長龍，有時候長達26英里！安德遜所面臨的壓力之大可想而知。
今年4月26日，安德遜的妻子琳達發現凌晨四點了，他還坐在那里打電話。原來，一只可疑手提箱被人放在海關停車場的中央。安德遜立即下令：“給炸彈小隊打電話！我隨后就到。”
等他趕到現場時，炸彈小隊已經開始工作了，警犬把手提箱嗅了個遍，最后證明里面沒有爆炸物。安德遜松了一口氣：“在現在這種局勢下，你不能有一絲一毫的大意。”
現在，海關檢查人員的裝備已經鳥槍換炮。他們的輻射探測器異常靈敏，即使他們走過那些接受過放射治療的人的身邊，探測器都會鳴叫起來。他們還配備了半自動手槍，接受了處理生化武器訓練。即使如此，安德遜仍然不得不承認，做到萬無一失，難于上青天。
控告總統的辯護律師
2002年5月15日是達娜·紐曼在聯邦法庭上出任紐約南區的公共辯護人的第一天，這個角色有點像急診室的值班醫生，如果有人需要律師，那么她就是。達娜表示：“我所知道的就是我擔任這個角色，如果有人需要我，我就要提供法律上的幫助。”
5月15日這天，真的有人迫切需要她。此人名叫帕迪拉，曾是芝加哥一犯罪集團成員，現在被指控為“基地”組織未來的臟彈制造者。為他辯護的人正是達娜。
當有一天她和這位新的委托人首次在曼哈頓法庭上見面時，她并沒有因為為一名恐怖嫌疑犯辯護而苦惱，她只是做了美國人自“9·11”后各地都能見到的事情而已。她對政府拘捕她的委托人提出了不同看法。
法官原計劃于6月11日就帕迪拉案作出裁決，可是就在6月10日，奇怪的事情發生了。帕迪拉被戴上手銬腳鐐，秘密轉到一座海軍兵營看守！帕迪拉既沒有受到正式指控，律師和其他人員也不能探視，他成為第一個在沒有正式指控的情況下，被關押起來的美國公民。
美國政府的這一做法引發了政府是否有權剝奪公民的憲法保護的全國性爭論。在達娜看來，是布什總統竊走了她的委托人，違反了法律，而把委托人要回來，成了她的工作。于是，她把布什總統告上了法庭。
最后，法庭駁回了達娜的要求，理由是，帕迪拉并不是被布什總統關押起來的，一家地方法庭也無權因為總統的工作表現不好而傳訊他。達娜也無權代表帕迪拉打這場官司，她是在錯誤的地點告錯了人。但達娜表示，她不會就此認輸，她還會繼續收集材料，把這場官司進行到底。
大膽心細的空中小姐
空中小姐克里斯蒂娜·瓊斯伸出她的右手，上面有一個明顯的牙印。這是“鞋跟炸彈”的制作者理查德·萊德留下的。去年12月，瓊斯所在63航班飛行到大西洋上空時，她發現萊德有可疑行為，兩人發生爭斗。在與萊德的扭打過程中，另一位空中小姐海爾米斯·蒙塔迪爾也留下了傷痕，只不過現在已經基本上看不出來了而已。
一分鐘之前，她們是令人羨慕的空中小姐，一分鐘后她們又處在戰爭的最前沿！這種過渡從“9·11”事件發生的當天就開始了。這一事件發生后，作為單身媽媽的瓊斯一直在安慰自己的7歲兒子伊安，告訴他，她的飛機上發生“9·11”這樣的事情的機會很小很小。可是這些話有時候連她自己都不相信。但她不能不工作，“9·11”事件發生后不到兩周，瓊斯就開始了空中生活。
蒙塔迪爾的情況比瓊斯還要嚴重。“9·11”事件發生一個月了，可她一提上飛機就害怕。蒙塔迪爾表示：“事實上，自去年秋天以來，各個航班相對來說還是很安全的，并沒有發生可怕的事情。但空中小姐們雖然嘴上不說，從她們的臉上就能看出來，她們真的很害怕。”
幾個月后，瓊斯她們的工作終于恢復到正常，空中小姐的心態很平和了。就在這個時候，“鞋跟炸彈”事件發生了。好在由于兩位空中小姐及時發現了問題，一場悲劇才得以避免。但瓊斯遇到了難題：她該如何向兒子解釋這一切。
遇難人員的賠償特別主管
芬伯格是個很有性格的人，但他給人的第一印象并不深刻，而且有時候會犯一些不該犯的錯誤。作為聯邦政府“9·11”遇難者賠償基金會的特別主管，他必須為那些失去的生命作出價格上的評估———這真是一項殘酷的工作。
事實上，為死去的人作出價格評估，美國已經擁有一套現成的方案，芬伯格面臨的挑戰是，如何讓家人相信遇難者就值這個價！
但芬伯格表示：“從某些角度說，這份工作做起來很容易。畢竟申請賠償金的人數是基本確定了的，也就是3000人，或者3200人。”最難控制的是遇難者家人的情緒，這種憤怒的情緒他以前從來沒有看到過。這些人表示，他們根本不管所提的要求是否合理，因為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本身就是不合理的。
芬伯格并不擅長做苦口婆心的說服工作，以前也沒有任何調解經驗，后來竟然鬼使神差地走上了調解這一行，他的“芬伯格集團”成為享譽全美國的仲裁機構。去年12月，美國司法部長阿什克羅夫特請他出任遇難者賠償基金會主管，他答應了。
政府設立這個基金會的目的是為了避免出現政治和經濟惡夢，美國國會的要求是，凡是從這個基金會領取賠償金的人，必須自動放棄起訴航空公司和政府的權利。出于經濟和申請者的考慮，基金會必須在2003年12月之前，處理完所有賠償申請。
芬伯格行動極其迅速，而且最大限度地滿足了遇難者家人要求，獲得了很高的評價。但他表示，真的希望這種悲劇不再上演，這比什么樣的評價都珍貴。“9·11”改變了他們的生活
楊孝文“9·11”恐怖襲擊事件發生的當天，一些評論人士認為，這個世界從此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在“9·11”一周年紀念日來臨之際，《時代》周刊跟蹤調查了11位不同國家的各個階層的人物：和平與繁榮年代當選的總統卻發現自己不得不擔負起指揮反恐戰爭的重任；原本準備同時打贏兩場地區性戰爭的軍人卻不得不跑到阿富汗山洞去搜索敵人；一個一直在尋求進步的巴基斯坦女孩卻發現她的同學對和平與進步產生了疑問———
遇難者的女兒
希拉里·斯特羅奇，今年12歲，她最喜歡的電視頻道是“食品網”，這倒不是因為她特別喜歡烹飪，而是因為經過整整一年的觀察，她發現只有在這個頻道上看不到父親遇難的畫面。
電視新聞肯定是不能看了，MTV也一樣，很多歌曲都以世貿中心被撞作背景。連專門為兒童們拍的《動物星球》，也有警犬從世貿廢墟中穿過的鏡頭。斯特羅奇表示：“我只能選擇‘食品網’，我并不關心主持人在教你做什么菜，選擇這個頻道是因為主持人從來不提‘9·11’。”
對于只有12歲的她來說，失去父親，本來說如同進了地獄一般。更可怕的是，她在電視上親眼看到了父親消失的一瞬間。那天早上，父親從世貿中心第99層的辦公室兩次給家里打電話，第一次非常平靜，可第二次已經語聲哽咽。他對斯特羅奇的媽媽說，他被困在辦公室里，但一切平安，有人也正在想辦法救他們。
幾個小時后，斯特羅奇和同學們一遍又一遍地看錄像，父親所在辦公室瞬間變成廢墟。從此以后，斯特羅奇成了當地的新聞人物，連老師都把她拉到身邊說：“你是我們的小英雄。”
可是，又有誰真正了解斯特羅奇的心思。在此之前，死亡對她來說是那樣陌生，可小小年紀的她現在不得不面對這一殘酷的現實。
世貿中心廢墟的幸存者
基尼爾·邁克米蘭為什么能夠活了下來？到9月11日上午10時28分，尚未來得及逃出世貿大廈的人幾乎都“蒸發”了。和那些被困在高層的人不一樣，邁克米蘭的辦公室設在北塔的第64層，她本來可以及時撤離的。
但由于當時太恐懼，又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么事，所以，當北塔坍塌之時，她和許多人一樣，正從B通道往下走。任何人親眼所見，哪怕是通過電視看到世貿倒塌過程的人心里都清楚，要想逃生，除非出現奇跡。
的確，鋼筋紛紛斷裂，堅固的混疑土變成了粉末。但基尼爾被埋在一個橡膠袋中足足26個小時，于9月12日中午12時30分被救出。世貿被毀后，救援人員只從廢墟中救出4名幸存者，基尼爾是最后一個獲救。
一些遇難者的家屬只能找到遇難者的一部分尸骨，更多的家屬什么也沒有找到，而基尼爾的家人發現她只是右腿被壓斷，身體的其他部位受了一點輕傷。今年1月，基尼爾的家人喜氣洋洋地為她過了31歲生日。到5月份，她已經完全康復，甚至可以不用拐杖就能走路。
基尼爾能夠活下來，是幸運？還是真的有“上帝之手”？當南塔被撞塌后，在北塔工作的人還有29分鐘的逃生時間。可是，當時樓里到處都是煙。基尼爾他們好不容易摸到了B通道。好在樓梯里還有部分燈亮著，如果這些燈全熄了的話，他們可就麻煩了。
直到上午10點，也就是第一架客機撞向世貿中心后1小時15分鐘后，基尼爾他們和北塔一起向下墜去。四周全黑了，一切歸于平靜。可是，基尼爾奇跡般地活了下來。
如同鴨子上架的總統
布什總統給世人的印象是思維簡單，不管什么事情，他總要分出個黑與白，好與壞。他的這種處世方式在“9·11”事件后表現得更加充分：要么站在美國一邊，要么站在恐怖分子一邊，沒有中間路線可走！
當然，如果你發動戰爭，這樣涇渭分明的態度無可厚非，可是，“9·11”那個令人心悸的時刻越來越遠時，當這個世界再度回復到“灰”色時，這樣的態度會造成怎樣的后果呢？
布什總統的顧問和盟友也都在思考這個問題。甚至連一些共和黨人也認為，布什忽視了美國所面臨的經濟問題，不該把全部的精力用在反恐怖戰爭上。事實上，民意調查也說明這種擔心不是多余的：只有30%的被訪者認為，在2004年總統大選中，反恐怖戰爭比其他問題更重要。而認為其他問題比反恐重要的人數占被調查總人數的61%。
布什總統的一位顧問私下說：“如果他把全球性的反恐怖戰爭繼續下去，他是否有機會連任總統？”
“9·11”事件發生后，布什總統的支持率直線上升，那是因為當時的局勢使然，但現在一年過去了，再看現在的布什，很多人會產生這樣的想法：留名青史機會自己找上門來，可惜布什總統沒有能力抓住它。
對美國不滿的青少年
薩娜·沙今年16歲，她和家人住在巴基斯坦拉霍爾市富裕的郊區，在這里，她所看到的衛星電視頻道并不比美國人看到的少。
薩娜是一個愛笑的孩子，但一年前發生的那一幕讓她的笑容僵在了臉上。去年9月11日，她和媽媽在看電視，首先看到的是世貿雙塔的倒掉，接著看到了美國人憤怒的報復：穆斯林的商店被搗毀；看上去像阿拉伯人的出租車司機被拽出車外毒打一頓。
她立即給身在美國的哥哥打電話，想搞清楚他是否平安。在此之前，薩娜到過美國，對國際事務也持寬容態度，因為她一直把自己看成是一名世界公民。可是，今年，她的“世界公民”思想受到嚴峻挑戰。
她愛伊斯蘭，也喜歡美國，可是，“9·11”事件后發生的一切，都把她搞糊涂了。巴基斯坦的好戰分子的行為，讓她對自己的信仰產生了懷疑，而美國對遭到恐怖襲擊的反應也讓她徹底失望。她說：“美國人想通過殺死阿富汗人來達到報復的目的。這樣做是錯誤的，那些阿富汗平民和死在世貿中心內的人一樣，都是無辜的！”
開始，薩娜站在美國一邊，支持打擊恐怖主義。但自去年10月美國開始空襲阿富汗后，薩娜和許多巴基斯坦人一樣，對美國的不滿情緒越來越強烈：“為什么阿富汗平民的生命就那么不值錢呢？”
去年11月，她應“和平種子”組織的邀請來到美國，她從美國人口中聽到的都是伊斯蘭是一種如何如何暴力的宗教；她在眼中看到的都是美國人如何懷疑入境的穆斯林。她反駁說：“美國人錯了，我覺得有必要向美國人解釋一下。對于入境的人，美國人當然可以搜身，但要搜就要搜每一個人，不能只搜穆斯林！”
來不及見新生兒的美國士兵
當他和其他40名士兵以及每個人攜帶的80磅重的行李擠進直升機后，蘭迪爾·佩雷斯幾乎連喘氣的地方都沒有了。
他們在黑暗中向阿富汗東部的沙希科特山谷飛去，機艙里的昏暗的燈光打在這些隸屬美國陸軍第十山地師士兵的臉上。他們有的在聊著即將來到的戰斗，有的利用這段時間小睡一會兒。而佩雷斯則把一張照片緊緊地貼在胸口上。
這是今年3月初的一天，佩雷斯來到阿富汗后，他的兒子羅密歐才來到人間。他是通過互聯網收到兒子的照片的。他在想兒子長成什么樣了，在想如果自己在阿富汗發生了意外，見不到兒子怎么辦。
直升機飛到指定區域，佩雷斯只能把思緒收回來。等走下直升機，他才發現，他們像是飛進了一個巨大的體育場：敵人已經在這里等待他們多時了。他們準備從這里沖出去。可是他們在明處，低處；敵人在暗處，高處。突出重圍談何容易。
這一仗，佩雷斯所在部隊傷亡慘重，佩雷斯保住了性命。3月18日，負責指揮反恐怖戰爭的美國中央司令部司令弗蘭克斯將軍授予佩雷斯青銅星章。
佩雷斯于4月份回國，此時，他的兒子已經快9個月大了。他說，終有一天，他會對兒子講述他在阿富汗的故事：“我會告訴他戰爭并不像有些人所說的那么迷人；我會告訴他，我希望他以后不要當步兵。”
再度上崗的阿富汗婦女
塔利班于去年11月逃離喀布爾后的第三天，一位頭戴伊斯蘭面紗的婦女出現在喀布爾機場。沒有誰去正面看她一眼，可是，當她向守衛空軍總部的北方聯盟衛兵走來時，所有的腦袋都轉向了這位婦女。
衛兵沖她說：“大媽，回家吧！出去，回家吧！”這位身材細小的婦女不僅沒有后退，反而邊撕下面紗邊沖衛兵喊：“我不是你大媽！我負責訓練士兵，我叫卡托爾！”聽到這個名字后，衛兵連聲說：“對不起”，慌忙打開大門，緊張得連敬禮都忘了。
卡托爾·穆哈馬德扎伊是阿富汗職位最高的女性，也是阿富汗第一個也是惟一一個傘兵。那天是她在被塔利班強制性地退役后，第一次走進空軍總部。她的孩子不到一歲，卡托爾便成了寡婦，她成為塔利班禁止婦女參加工作的最大受害者之一。
雖然卡托爾接受了比大部分阿富汗婦女更好的教育，可是，在塔利班的統治下，要找一份工作仍然困難重重。現在，她終于有了出頭之日，所以迫不及待地用軍裝換下了那身傳統服裝。
現在，卡托爾負責空軍的身體訓練，可是，經過了22年的戰亂后，訓練用的最簡單的器材都不容易找到，一些士兵甚至連鞋子都沒有。對于阿富汗軍隊的前景，卡托爾和其他國民一樣茫然。
一級警戒的海關官員
本·安德遜今年55歲，是連接溫德索和底特律之間的大使橋海關檢查站的首席檢查官。“9·11”事件提醒美國人，恐怖分子隨時有可能通過海關把臟彈甚至核彈偷偷運到美國，再度對美國發動致命打擊，所以，海關成了美國人的一塊心病。
安德遜深知自己肩上的擔子有多重，但他對海關存在的漏洞憂心忡忡。他說：“檢查人員一般需要25秒到30秒的時間來判斷過往司機是否在說謊。由于過往車輛太多，我們大多數時候只能憑感覺。”
“9·11”事件發生后，美國海關進入最嚴厲的一級警戒狀態。襲擊事件后的最初幾天，大使橋上的車輛排起了長龍，有時候長達26英里！安德遜所面臨的壓力之大可想而知。
今年4月26日，安德遜的妻子琳達發現凌晨四點了，他還坐在那里打電話。原來，一只可疑手提箱被人放在海關停車場的中央。安德遜立即下令：“給炸彈小隊打電話！我隨后就到。”
等他趕到現場時，炸彈小隊已經開始工作了，警犬把手提箱嗅了個遍，最后證明里面沒有爆炸物。安德遜松了一口氣：“在現在這種局勢下，你不能有一絲一毫的大意。”
現在，海關檢查人員的裝備已經鳥槍換炮。他們的輻射探測器異常靈敏，即使他們走過那些接受過放射治療的人的身邊，探測器都會鳴叫起來。他們還配備了半自動手槍，接受了處理生化武器訓練。即使如此，安德遜仍然不得不承認，做到萬無一失，難于上青天。
控告總統的辯護律師
2002年5月15日是達娜·紐曼在聯邦法庭上出任紐約南區的公共辯護人的第一天，這個角色有點像急診室的值班醫生，如果有人需要律師，那么她就是。達娜表示：“我所知道的就是我擔任這個角色，如果有人需要我，我就要提供法律上的幫助。”
5月15日這天，真的有人迫切需要她。此人名叫帕迪拉，曾是芝加哥一犯罪集團成員，現在被指控為“基地”組織未來的臟彈制造者。為他辯護的人正是達娜。
當有一天她和這位新的委托人首次在曼哈頓法庭上見面時，她并沒有因為為一名恐怖嫌疑犯辯護而苦惱，她只是做了美國人自“9·11”后各地都能見到的事情而已。她對政府拘捕她的委托人提出了不同看法。
法官原計劃于6月11日就帕迪拉案作出裁決，可是就在6月10日，奇怪的事情發生了。帕迪拉被戴上手銬腳鐐，秘密轉到一座海軍兵營看守！帕迪拉既沒有受到正式指控，律師和其他人員也不能探視，他成為第一個在沒有正式指控的情況下，被關押起來的美國公民。
美國政府的這一做法引發了政府是否有權剝奪公民的憲法保護的全國性爭論。在達娜看來，是布什總統竊走了她的委托人，違反了法律，而把委托人要回來，成了她的工作。于是，她把布什總統告上了法庭。
最后，法庭駁回了達娜的要求，理由是，帕迪拉并不是被布什總統關押起來的，一家地方法庭也無權因為總統的工作表現不好而傳訊他。達娜也無權代表帕迪拉打這場官司，她是在錯誤的地點告錯了人。但達娜表示，她不會就此認輸，她還會繼續收集材料，把這場官司進行到底。
大膽心細的空中小姐
空中小姐克里斯蒂娜·瓊斯伸出她的右手，上面有一個明顯的牙印。這是“鞋跟炸彈”的制作者理查德·萊德留下的。去年12月，瓊斯所在63航班飛行到大西洋上空時，她發現萊德有可疑行為，兩人發生爭斗。在與萊德的扭打過程中，另一位空中小姐海爾米斯·蒙塔迪爾也留下了傷痕，只不過現在已經基本上看不出來了而已。
一分鐘之前，她們是令人羨慕的空中小姐，一分鐘后她們又處在戰爭的最前沿！這種過渡從“9·11”事件發生的當天就開始了。這一事件發生后，作為單身媽媽的瓊斯一直在安慰自己的7歲兒子伊安，告訴他，她的飛機上發生“9·11”這樣的事情的機會很小很小。可是這些話有時候連她自己都不相信。但她不能不工作，“9·11”事件發生后不到兩周，瓊斯就開始了空中生活。
蒙塔迪爾的情況比瓊斯還要嚴重。“9·11”事件發生一個月了，可她一提上飛機就害怕。蒙塔迪爾表示：“事實上，自去年秋天以來，各個航班相對來說還是很安全的，并沒有發生可怕的事情。但空中小姐們雖然嘴上不說，從她們的臉上就能看出來，她們真的很害怕。”
幾個月后，瓊斯她們的工作終于恢復到正常，空中小姐的心態很平和了。就在這個時候，“鞋跟炸彈”事件發生了。好在由于兩位空中小姐及時發現了問題，一場悲劇才得以避免。但瓊斯遇到了難題：她該如何向兒子解釋這一切。
遇難人員的賠償特別主管
芬伯格是個很有性格的人，但他給人的第一印象并不深刻，而且有時候會犯一些不該犯的錯誤。作為聯邦政府“9·11”遇難者賠償基金會的特別主管，他必須為那些失去的生命作出價格上的評估———這真是一項殘酷的工作。
事實上，為死去的人作出價格評估，美國已經擁有一套現成的方案，芬伯格面臨的挑戰是，如何讓家人相信遇難者就值這個價！
但芬伯格表示：“從某些角度說，這份工作做起來很容易。畢竟申請賠償金的人數是基本確定了的，也就是3000人，或者3200人。”最難控制的是遇難者家人的情緒，這種憤怒的情緒他以前從來沒有看到過。這些人表示，他們根本不管所提的要求是否合理，因為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本身就是不合理的。
芬伯格并不擅長做苦口婆心的說服工作，以前也沒有任何調解經驗，后來竟然鬼使神差地走上了調解這一行，他的“芬伯格集團”成為享譽全美國的仲裁機構。去年12月，美國司法部長阿什克羅夫特請他出任遇難者賠償基金會主管，他答應了。
政府設立這個基金會的目的是為了避免出現政治和經濟惡夢，美國國會的要求是，凡是從這個基金會領取賠償金的人，必須自動放棄起訴航空公司和政府的權利。出于經濟和申請者的考慮，基金會必須在2003年12月之前，處理完所有賠償申請。
芬伯格行動極其迅速，而且最大限度地滿足了遇難者家人要求，獲得了很高的評價。但他表示，真的希望這種悲劇不再上演，這比什么樣的評價都珍貴。
作者：楊孝文 《法制日報》9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