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回望５０年━━經濟學家鍾朋榮談50年的中國經濟
高山平 楊慶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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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50周年誕辰。站在新世紀的門檻前，我們有必要對自己走過的50年進行理性的思考。
從「草論」到「貓論」
記者：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分界線，過去的50年可分為兩個階段：改革開放前30年，改革開放後20年。作為經濟學家，你認為這兩個階段我國發展經濟的指導思想有什麼區別？
鍾朋榮（以下簡稱「鍾」）：我認為，這兩個階段經濟活動的指導思想有著本質區別：前30年我們更加注重生產關系的發展，是「生產關系至上」，甚至為了生產關系而犧牲生產力。後20年我們更加注重生產力的發展，是「生產力至上」，為了發展生產對不適應經濟發展要求的生產關系進行大膽改革。
用一個形象的說法，前30年我們實行的是「草論」，即如張春橋所說「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這句話比較集中地反映了我國經濟工作的基本指導思想。在這種指導思想下，田里能否收到糧食被人們忽視了，企業生產效益高低也被人們忽視了，人們挨餓受窮就是必然的了。
後20年，我們進行了改革，經濟發展的指導思想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用一個形象的說法，這20年我們實行的是「貓論」，如鄧小平同志所言：「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這個「貓」指的是生產關系，「抓住老鼠」指的是發展生產力。正是由於用「貓論」代替了「草論」，才有了後20年中國經濟的巨大變化。
所以，50年的中國經濟，最終歸結為4個字，即「草論」和「貓論」。前30年用「草論」指導，後20年用「貓論」指導。所謂改革，就是用「貓論」取代「草論」；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就是因為用「貓論」取代了「草論」。
所有制是手段不是目的
記者：那麼，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是怎樣一步步實現從生產關系至上向生產力至上轉變的呢？
鍾：改革的前提條件是人們的觀念必須發生改變。經過幾十年的貧困，中國人才從饑餓中，從虧損中，從貧困中，從比較中，逐漸地醒悟過來，逐漸明白一個道理：所有制不能當飯吃。中國人只能吃飯而不能吃所有制，所有制只能作為人們搞飯的手段而不能成為目的。目的是不能改變的，手段是可以調整的。
過去我們把所有制看得過於神圣，把所有制作為整個經濟活動的目的，而把生產力置於次要地位。這樣的結果必然是：一種所有制已經經過實踐被反復證明不利於發展生產力，并使生產力受到損失，我們也要堅持。另一種所有制已經反復被證明有利於生產力發展，但我們卻依然不能接受，依然要進行批判，甚至進行查禁。
這幾年我們進行的改革，就是從所有制至上轉向生產力至上。圍繞生產力發展這一最高目標，堅持「三個有利於」，對所有制進行必要的調整，逐漸改革和放棄那些不利於生產力發展的所有制，逐步發展和擴大那些有利於生產力發展的所有制形式。這是改革的重要內容，也是對中國人民最大的啟迪。
應當看到，在我國整個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市場競爭本身就包含了所有制的競爭。那些不利於生產力發展的所有制形式，無論我們怎麼「吹」它、怎麼「保」它，終究要在競爭中被淘汰。相反，那些有利於生產力發展的所有制形式，無論你怎樣排斥它，最終都會展示出其旺盛的生命力來。
在當前實際工作中，堅持「所有制至上」的現象依然很突出。比如，銀行放貸，不看效益看所有制，寧肯放給虧損的國有企業，不放給經濟效益好的、有活力的民營企業；比如，國有企業不管其效益如何，都能優先上市，而民營企業則上市艱難。在稅收減免、外貿出囗以及某些特殊行業的進入方面，都存在這樣的問題。現在，國家政策對民營企業的發展越來越寬松了，這是一種趨勢，是改革開放的巨大成果，來之不易。但應該看到，還遠遠不夠，對民營企業真正實行國民待遇，還需要做大量努力。
「所有制至上」或「國有制至上」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國有經濟主渠道論」，即認為在商業、外貿等許多領域，國有企業天生就應該是主渠道。認為民營企業從事某些領域的經營，如生豬屠宰、藥品、外貿等等，就會有假冒偽劣。因此，這些領域必須由國有企業垅斷經營。
1998年5月10日是北京登記注銷最后一批糧票 |
然而，「主渠道」不應是封的，而應在市場競爭中自發形成。幾十年來，國家給了這些國有企業垅斷經營的特權，同時也給了許多優惠政策，它們既未能給社會提供較好的服務，自身還背上沉重的包袱。以外貿為例，國有外貿企業不但有經營外貿的特權，有大量的配額（這些配額本身就是重要的經濟資源，有的外貿公司甚至以倒賣配額為生），還有巨額的低息貸款。而那麼多國有外貿企業有幾家盈利？其實，假冒偽劣不應通過所有制來解決，而應通過加強市場管理來解決；通過在市場競爭中形成大公司，然後由大公司的信譽來解決。相反，就是國有企業，只要它自負盈虧，只要有自身的利益，在市場管理不善的情況下，它照樣會造假。所以，在這方面，我們一定要改變一個觀念，即正常的流通程序是靠嚴格的市場管理和大公司的信譽與網絡來保證的，而不是靠國家所有制來保證的。
讓經濟體制回到人的本性上來
記者：在人們的傳統思想觀念中，計劃經濟優於市場經濟，「一大二公」比分開單干好，可為什麼傳統體制弄得農民餓肚子、企業虧損，是不是我們過去追求的那種理想制度追求錯了？
鍾：這個問題我也曾經思考很久，後來我發現問題的關鍵出在我們傳統體制與人們的思想覺悟和人的本性不適應。
「一大二公」體制建立的前提是，大家都是大公無私的，人們都不計較個人利益得失。對這樣的人來說，有個人利益時他們是很好地干活，沒有個人利益時他們同樣會很好地干活。建國50年來經濟工作的實踐證明，事實上人們的覺悟沒有那麼高，而面對這種現象，我們不是調整那些脫離大多數人思想覺悟的體制，而是對人進行批判，批判他們思想覺悟太低，批判他們斤斤計較。批判了幾十年，發現多數人還是改不了，思想覺悟還是沒有想像的那麼高。於是不得不去改體制，讓體制適應人，而不是讓人適應體制。
記者：那麼，我們又是如何通過改革，使我們的體制和制度適應人的覺悟和本性的呢？
鍾：認識到多數人思想覺悟的實際後，我們的改革就找到了對象：要讓我們的體制和制度的設置與人們思想覺悟的實際水平相適應，要承認并照顧到個人的利益。圍繞這一思路，改革在分配制度和財產制度兩個層面上展開。
分配制度層面的改革，主要是通過工資、獎金、承包、價格等制度實施與調整，把人們的收入與貢獻盡量聯系得緊一些，以調動個人、單位或者行業、部門的積極性。
產權制度層面的改革，主要是通過使個人財產和團體財產的明晰化和合法化，來調動人們創造財富的積極性、積累財富的積極性，從而使社會財產迅速增加。
無論是分配制度改革，還是產權制度改革，都是將人們的利益與他們的貢獻盡可能聯系起來。我認為，後者更為徹底，如果說分配制度層面的改革是將人們的利益與他們的貢獻用繩索捆在一起，那麼產權制度的改革，是將兩者用電焊焊在一起。兩者捆得越緊，或焊得越緊，人們創造財富和積累財富的動力就越強。正是這種將人們收入和財產與人們的貢獻盡可能連在一起，以適應人們思想覺悟現狀的改革，調動了人們創造財富、保護財富和積累財富的積極性。
1983年，湖北應城縣城關鎮的59名個體工商業戶成立了自己的組織--個體勞動者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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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國存在這麼一種現象：越是稀缺的資源，如土地、森林、河流等都是實現單一的公有制，結果是：表面上人人所有、嚴格管理，實際上亂開亂采、亂砍亂伐。我們下一步能否考慮在總體保持土地、森林、礦山公有制的前提下，實行多種所有制并存。比如，為鼓勵造地，新造土地歸開發者所有，調動人們造地的積極性。新造森林，誰造歸誰所有。這樣就不會出現只有砍樹人、沒有造林人的現象了，也有利於水土流失問題的解決。
改革的動力 饑餓＋虧損
記者：一種觀念的打破，是很不容易的。反思建國50年，您認為中國改革的動力來自何方？
鍾：中國的改革開放既非日本的「明治維新」，亦非近代的「戊戌變法」，它的動力最初不是來自於某種思想、觀念，不是來自某種理論，特別是那些在當時處於主流和正統地位的理論家的理論，而是來自實際中的饑餓與虧損，是饑餓和虧損推動了中國的這場改革。換一句話說，農村改革是饑餓所迫，城市改革是虧損所迫。
中國的農村改革是從安徽鳳陽縣小崗村開始的。小崗村18個農民冒死按下「大包干」的手印時，并沒有什麼理論依據，更不是背後有什麼「高論」在指導，而是農民長期處於饑餓中，被餓急了，再那麼下去，是沒有前途和出路的。因此，他們寧可坐牢，甚至寧可去死，也要改革。這也是中國農村改革之所以能改得動，之所以能改得那麼徹底的原因。
再看企業改革，幾年前，誰如果說國有企業要改革產權，把企業賣掉，那可了不得，馬上會有人給你戴上「私有化」的大帽子。現在為什麼國企改革能夠引起上上下下普遍關注呢？原因是國有企業虧損得太厲害了，國家已經虧不起了。如果再不改革，國有企業將在虧損中消失殆盡。
記者：由饑餓和虧損引發的改革往往具有動力大、容易得到人們的理解、改革推廣起來比較容易的特點。那麼，如何看待這種改革的利弊呢？
鍾：由饑餓和虧損推動的改革是一種非常被動的改革，這就像一個人非得撞到墻才改變方向一樣，這種改革的成本是以農村幾億人的挨餓、企業數萬億的虧損為代價的。這個代價太大了。
這里就提出一個問題，我們能不能在農村幾億人還沒有挨餓、或者剛剛出現挨餓時，在企業還沒有出現虧損、或者剛剛出現虧損時，就進行改革呢？因此，反思50年時，我們應該得出這樣的結論：靠饑餓和虧損推動的改革應該改變了，我們的改革應該靠理性去推動。
其實，總結歷史我們會發現很多遺憾和尷尬：今天的某些改革措施10年、甚至20年前就已有人提出，但那時卻被作為異端邪說遭到批判，甚至有人為此掉腦袋。
1994年1月，“跨世紀的鐘聲--‘希望工程’大型義演”及紀實攝影展在人民大會堂興行。工作人員正在搬運的照片是其標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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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這50年，我國不少經濟體制的確立和調整，都經過了以下周期：新體制出臺，經過一段時期運行，其弊端已經明顯暴露；一些思想比較敏銳、比較超前、敢於說實話的專家學者和部份政界人士提出改革的建議和思路；對改革的建議和思路或者不予理睬，或者對最先提出改革建議和思路的人加以批判，對已經被實踐證明是弊端較多甚至根本行不通的體制不但不進行改革或改進，甚至還一邊倒地加以歌頌；結果，本來應該早被修補甚至早被廢棄的體制，硬是繼續運轉了少則十幾年、多則幾十年，給國家、給人民造成巨大損失，然後在饑餓和虧損的強大壓力下再加以改進。
為什麼非要到沒辦法時，我們許多體制才進行徹底改革呢？為什麼自然科學的發明者能夠獲得發明專利，而社會學者提出的可能影響整個社會發展、影響幾億人生活的思想觀點，不但受不到獎賞，反而會受到批判，甚至受到人身迫害？這個問題值得深思。今後我們國家發展要少走彎路，我們的改革要少走彎路，首先，應鼓勵專家學者、鼓勵廣大干部群眾勤於思考、敢於直言。這樣決策者可以在多個改革思路中選擇最好的，而不能像「文革」時期那樣一聽到不同的聲音就給予打擊。其次，對那些後來被實踐證明是正確的先知先覺者，應當給予獎賞，以此鼓勵人們探索，鼓勵更多的人敢於發現真理，敢於講真話。
大家都來為改革出主意、想辦法，我們改革思路就多起來了，改革動力就可以更多地來自理性推動，而不必等待問題堆積得越來越大、造成的損失越來越多時，才不得不進行改革。
（摘自《中國市場經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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