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共和國同齡━━我的故事
從切玉米到 與衛星為伴
張建國：1949年11月11日出生 中國科學院遙感衛星地面站研究員，曾獲中科院科技進步一等獎，二等獎，現正負責「中國資源衛星北京接收站改擴建工程」項目。
走進張建國研究員的辦公室，立即被幾本畫冊吸引，那上面印的都是衛星遙感照片，有上海的、有香港的、這些從衛星上拍下的照片上，甚至能清楚地看到黃浦江上的洋浦大橋，香港維多利亞灣拖著長長水痕的萬噸巨輪。
張建國的工作就是把天上衛星傳輸下來的圖像進行處理，變成這些讓人一目了然的圖片。
不說三句話就樂，50歲的張建國看上去是個樂天派。他總是一再說自己很幸運，生活很平淡，沒什麼大起大落，大悲大喜，他有著他這一代人很典型的強烈的集體主義觀念。喜歡合唱的他說，如果搞合唱，他頂多只能唱四個聲部八個音中的一個音，他只是人生這個大合唱團中的極普通一員。因此，記者花了很長一段時間來說服他接受采訪。
小時候根本沒想到成天跟衛星打交道
我1949年出生在天津，是哪天生的，我媽也記不住，她只記得我是剛建國不多久出生的，所以給我起名建國，我們家一共六個孩子，我上面還有三個姐姐，我是三個男孩里的老大；我父親解放前是在天津做地下工作的，解放後是天津一個區的區委書記，母親在天津市紅十字會工作。
3歲時父母調到北京，我後來就在阜外大街小學（現阜外一小）上學。那會兒喜歡畫畫，畫人物，畫古代人打仗，上課也閑不住，偷偷給老師畫像，當時就想當一個畫家，根本沒想到像現在這樣成天跟衛星打交道。
三年自然災害那會，就覺著餓，吃不飽，當時身上都浮腫了，腿上一詵一個坑，我們家屬於干部子弟，還好一點，我的一個小學同桌家里比較窮，星期天跟他爸去打魚，去打樹葉，我看他有時裝一把豆子在兜里，餓得實在不行了，就掏出兩粒來吃，上課餓得沒精神，就趴在桌上睡覺。
到後來，「好人」也沒幾個了
我初中是在北京四中上的，當時我們班上只考取了三個北京四中的。
可能是1966年，有一次，忽然有高中的人找我們商量，問我們同不同意廢除高考制度，我們說，同意啊。當時報紙上天天有大塊的文章登出來，這一不考試了，我們就覺得事情有點鬧大了。
後來就弄得挺亂的，記得有一個領導人的兒子在我們學校讀書，我們還在一塊兒打過籃球。以前我們還學習他父親的講話，後來他爸怎麼忽然又成了反對毛主席的人，遭到了批判，他也搬到學校來住了。
我家里也開始吃緊了，因為我父親在天津干過地下黨，一次天津造反派來到我們家，我在另一間屋子，聽見這幫人拍桌子，拍得當當響，我聽見他們在大聲對父親吼叫：「你要老實，你自己的問題都弄不清楚，你還敢包庇別人？」我父親是一個很倔的人，死不承認，當時我真的很擔心。
那會兒全亂了，有的同學請別人抄了自己的家，我們每天都去學校，學習社論，上街游行，同時逃學的也大有人在。
剛開始，我們有些同學界限劃得挺清楚，過不了幾個月，他們自己也變成了「黑幫子女」，整來整去，這撥人上臺那撥人下臺，到後來「好人」也沒幾個了。
這事我一輩子也忘不了
1968年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時，我去了山西山陰縣，我的一個弟弟去了黑龍江建設兵團，另外一個弟弟跟我母親去了江西干校。我們一家八囗全發出北京了。
插隊時，我絕對是個一等壯勞力，因為我體育比較好，就派我去拉「耬」。這東西是播種用的，上面一個裝種子的簍，下面是三根耙地用的叉，前面是一個轅，照理說要套在驢或騾子這些牲囗身上，現在卻套在我們身上，最早是小時候在歷史博物館里見過它，沒想到在這兒我們要來對付它。
我們宿舍三個小伙子都被派去拉耬，我駕轅他倆拉套結果一共9個隊，我們是跑得最快的一架耬，老鄉都干不過我們。
像我愛人也拉過犁，因為我愛人她們隊牲囗很少，結果這活就派給知青了，其實，即使在農村，女的拉犁的也都很少。
以前有記者問我當年插隊的感覺：是不是覺得這段日子很悲慘？很不堪回首？我說，沒有哇，我不覺得這樣呀！
我想可能是我呆在那兒時間比較短，而且跟老鄉關系處得好，所以我感覺更多的是一種鍛煉。
但有一件事對我刺激特別大。
大概是在1971年夏天的時候，我們那里一到春末夏初就把頭年晾乾的玉米稈切碎了喂牲囗。當時牲囗棚整面墻都堆滿了玉米稈，都得切成牲囗能嚼的一小截一小截，我們手臂、腿、腰全身的勁都得使出來，把鍘刀掄圓了恨不得跑起來切。我們三個人輪番上，一個老頭不停送稈，反正刀不能停。我們一切切了好幾天，手上磨得全是血泡，一躺下就跟癱了似的，哪兒都動不了。
那天大概是傍晚吃完飯的時候，我們有一個短波收音機，就偷偷地聽著美國之音，結果就是那天，我們被最原始的勞動累得動都動不了的時候，美國之音說：「阿波羅號飛船登月成功了。」
這事我一輩子也忘不了，你成天講美帝如何如何，蘇修怎樣怎樣，人家都登上月球了，我們卻在這兒干嗎呢？還弄一個最原始的鍘刀吭哧吭哧切玉米稈子，這樣切，什麼時候中國才能登上月球，什麼時候才能搞宇宙飛船？
有些問題真不能想，咱們國家當年走了多少彎路啊！
這一天終於快要到了
1972年，貧下中農推薦上大學，生產大隊就讓我們去面試。我被西安交通大學無線電系錄取了，1975年我畢業後分在武漢，1978年我調到中科院，從1968年到1978年，10後終於又回到北京，工作中一直想考一個研究生，後來一個課題接一個課題，研究生也沒時間去考了。
我在中科院自動化所做了幾年課題，一直到地面站出來後，我才發現命運已把你擺在這個位置上了。1984年我被派到巴西，之後又去了美國，做訪問學者，學習遙感衛星的地面站接收處理技術，1987年回國，一直在中科院遙感衛星地面站干到現在。
現在，來找我們要衛星遙感數據的越來越多。去年長江發生特大洪水，很多部門，其中還有很多記者都上我們這兒來。為什麼？因為通過遙感衛星傳送回來的圖像，長江哪些地方淹了，哪些地方沒事，在圖上一目了然。你的工作能看出來有結果，有效益，對國家，對社會都有好處，這就非常好。
我們這一代人，對「國家」這兩個字總是很敏感，一次晚上11點多鐘，我愛人到單位找我，我正在跟外國人談判，因為外方交工期限問題，我按捺不住同他們大吵起來，剛好我愛人看到了，回到家里，她對我說：「咱倆過了幾十年了，頭一次見你發這麼大火，你平時不這樣啊！」
還有一件比較遺憾的事，我們接收了十幾年的遙感衛星數據，但都是外國衛星，沒有一顆星是中國的，所以我們一直有一個夢想，希望有一天能通過我們的手，順利地接收我們自己的衛星發來的數據，源源不斷地發給我們國家的各個部門。
好在這一天終於快要到了，國慶前後，我們自己的資源衛星馬上就要上天，我們用上自己衛星的日子也不遠了。 采訪整理／曾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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