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共和國同齡━━我的故事
二十二年夢回北京
張勵：1949年8月22日生，現為人民醫院醫生。
張勵兩歲留影 |
在張勵大夫那凌亂的客廳里，她向記者講述了自己從北京到陜西，又從陜西回北京的經歷。談到最動情處，總會黯然淚下。她說，她的一生像一場游戲。張勵在去年已結束了與遠在山西丈夫的不幸婚姻。現在，她和16歲的兒子住的東郊這套很大的房子，是她1996年花四萬元買的福利房。她說，現在她把所有的愛和希??都放在了孩子身上。
1949年8月22日，我出生在北京一個離天安門很近的地方。1948年母親剛懷上我時，父親便去了臺灣，他是國民黨南京政府負責逃往臺灣的飛機的調度人員，盡管當時他已幫我母親、姥姥、姥爺都訂好了機票。但不知為何，最後除了父親，其他的人還是都留了下來。
自我出世後，便未見過父親，這個歷史一直延續到1986年他從美國費盡周折飛回北京。
我們走的時候都特別高興
母親孤單一人帶著我和兩個姐姐的日子并不好過，吃不飽飯是經常的事。母親在一所中學教書，到1953年，當時的形勢要求母親與臺灣斷絕關系，要不然，我們全家都得搬出北京，這樣，母親燒掉了父親給家里寫的所有信件，斷絕了和父親的往來。
按照母親的意思，我考上北京女八中，同班同學大多來自木??地往西的軍隊大院。他們質樸、平和，也很有朝氣和自信心，我們處得很好。1969年1月底，我和我的同學們踏上上山下鄉的征程。臨走前，幾個要好的朋友還約好在天安門廣場手拿紅寶書拍照留念。我們的上山下鄉并沒有像現在書中所寫的那樣茛涼和痛苦，相反，我們走的時候都特別高興。
二姐1967年去了東北兵團，我去的是陜北延安縣的李家渠公社。一路同去的有300多人，其中還包括一些沒有解決政治問題的黑幫子弟。其實，就在我要下鄉的前幾天，母親就已經開始被隔離審查了，母親有幾天沒有回家，等她回來後，她什麼也不說。直到一年後，我回北京探親時，她才告訴我：「問題解決了。」長達一年多的審查終於結束了。
單親母親張勵與兒子在一起 |
在出門見山的陜北，每天要走很遠的山路去挑水，上山砍柴也要走上幾里地。不過最讓我滿足的是，在北京吃都吃不飽，到農村反倒能吃飽了。在陜北我學會了不少東西，我干過赤腳醫生、做過會計、教過小學。不過最主要的工作還是干農活，大家都拼命干活，個子很小的同學也能背100多斤柴，那里鄉親們給予我們許許多多的照顧。
記得有一次我們用30元錢買了好多樹苗，幾分錢一株的優良品種我們自己嫁接。??快，核桃樹、蘋果樹種滿了村里的半山腰。等我1980年再回去看的時候，我們種下的樹苗已成林子了。
一去陜西二十二年
當年我滿懷希望下鄉的時候，怎麼也不會想到會在陜西呆上二十二年。
1970年時，我被召進了臨潼煤炭療養院的藥房工作。那會兒我常去附近的秦陵兵馬俑玩，玩累了就鉆到驪山的樹林子里睡上一覺，隨著年齡的增長，這種單純的日子漸漸過去了，我也有了兩個心事，一是我希??能叁加1977年恢復的首次高考，當時我的復習時間只有22天，11月份開始復習，12月份就要考試，一天必須學完一本物理書，幸好樓下有個鄰居上過大學，給了我不少的幫助。母親卻已開始急不可待的替我找尋合適的對象了。1975年，她來臨潼看我的時候老是隔三岔五領回個人來讓我瞧。
為了逃避母親沒完沒了地給我施加壓力，1977年，我隨隨便便地解決了自己的婚事，也就在我婚後不久，我叁加了高考，被西安醫學院錄取了。
我的孩子出生在1983年，當時我已35歲了，剛大學畢業一年，被分配到了距西安80公里的陜西化工廠職工醫院工作。孩子是我一手帶大的，學走路的時候他常常會自己摔倒又自己爬起來，然後我們倆同時一拍屁股，然後哈哈笑道：「摔個大馬哈。」為了孩子，我也放棄了1986年隨父親去美國的機會，我覺得我的父親把我扔了一輩子，我不能再扔下我才三歲的孩子??！
自始至終，我和丈夫之間都有一種不可跨越的距離，他是初中畢業生，我大學畢業後，這種距離更大了，1988年2月2日，我做了一次很大的婦科切除手術，手術前，我試探性地問了一下我的丈夫，「如果手術後我已不是真正的女人了，你會怎麼辦。」他的回答是：「另找一個吧。」當時我很傷心。到1989年我計劃帶著孩子回北京時，夫妻感情已經完全破裂了。我們一直痛苦地守著不幸的婚姻，直到去年正式辦理離婚手續。因為我不能再像我的母親那樣為沒有愛情的婚姻守一輩子活寡，那樣太苦了。
1989年底，知青回京的政策松了許多，我也開始籌劃我的回京計劃。我在外地呆了20多年，當時我已41歲了，畢竟我的根在北京。當時如果我不回來的話，也許我就再也不可能回來了。後來，東北兵團的二姐把家里惟一的回京指標給了我，辦了一年多的復雜手續，1990年我回到了北京，1991年我把孩子也接了過來。
背水一戰回北京
回到北京後的日子很是狼狽，找不到工作，每月僅靠父親寄點錢和西安的一點補助工資維持生計。
還記得剛回來那個秋天，那天，我走在長安街上，地上掉滿了枯黃的落葉，我在想，我是北京出去的呀！可是我回來後，這麼大的北京卻沒有我的立足之地，倒還不如從天安門上跳下去，一死了之。不過，最後我還是戰勝自己，活了下來。
無奈之下，我還在一家皮包公司干了兩個多月。直到我回京一年多，才在人民醫院找到了工作。但是依舊沒有房子，我和孩子只好擠在母親十幾平方米的小破房里，冬天溫度也就十二三度，幾個取暖器都給了怕冷的母親，我只好一晚上起來添幾次煤取暖。孩子該上小學了，我每晚只有等他睡著以後，才在床邊支個小方桌，幫人寫寫稿子，自己也看看書。
我的人緣倒不錯，好多病人都成了朋友，從他們那兒我也得到了許多生活的啟迪。我的狀況也一天天好了起來，到1996年，我也有了自己的大房子。
（張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