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個人所得稅面臨重大調整
　文／李偉

國家稅務總局

　　在一個平均主義與兩極分化并行、效率與公平同樣稀缺的社會中，個人所得稅的改革將面臨巨大的風險

　　年中6月本是會計、稅務們的閑散時節，可如今各地稅官們的神經都繃得緊緊的，他們正忙于一件比看賬本更復雜的事情──「清查」富人，徹底調查高收入階層的財產與收入狀況。

　　不久前廣東地稅局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建立「富人檔案」，對金融、保險、電信、航空、以及演藝、體育明星建立專門檔案，實施重點監控，強化代扣、代繳制度。「主要領導已經開始下地方聽取意見，」個人所得稅處的姚處長告訴記者，「首先就是劃定高收入的界限，國稅局的意見是年收入6萬元，但我們認為并不合適，太少了。」6月11日北京地稅局也已經建立了「重點納稅人自行申報制度」，各區縣都各自鎖定100名「重點納稅人」，由于「富人」分布為「大雜居、小聚居」，因此各區也選擇了不同的「觀照」對象。東城區鎖定了演藝明星，海淀區看住了知識新貴CEO，密云、延慶等郊區主要是民企老板。為了起到示范作用，一些政府官員也將成為「重點納稅人」。雖然實施細則還在報批途中，但據透露，被檢測者將會按月到稅務部門填表申報收入情況。

　　「我們不是要劫富濟貧，」廣東地稅局姚處長說，「而是高收入階層并沒有承擔起相應的稅金，存在大量的逃稅、漏稅現象。」2000年廣東地稅所徵收的個人所得稅中，高收入階層所交納的比例僅占2.33%，從全國范圍看，工薪納稅要占到40%~70%。「這種比例存在嚴重問題，高收入者是社會的強勢階層，往往擁有更強的避稅能力，」姚說。國家稅務總局6月1日下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強對高收入者個人所得稅徵收管理的通知》，要求地方摸清高收入行業、高收入人群的「基本情況」，畫出了一個具體的「富人」圈：電力、電信、金融、保險、石油石化、鐵路、航空、煙草、房地產等壟斷企業，律師、會計、審計、評估等中介事務所，足球俱樂部、高新技術產業、外企、高等院校、星級飯店、娛樂企業、私企老板、包工頭、演藝明星、運動員、經紀人、股評人、樂手等。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收入分配與社會穩定」課題組的研究，個人收入差距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不同行業的差距，也就是說「換個工作，收入翻番」，主要由行業壟斷形成；另一類是個人素質差異引起的收入差異，這是市場化的結果。對富人的尋找也是按這一思路進行的。實際上自今年4月1日起，針對高收入者的娛樂行業的營業稅已經從5%提高到20%。在采訪過程中，稅官們告訴記者，具體的實施細則都還在申報，個人財務應當透明到什么程度也有待研究，但作為個人所得稅改革已經邁出了第一步。不久，新的《個人所得稅實施條例》就會出臺。「實際上，這次所得稅改革的論證是歷次最快的，」《經濟體制比較》雜志主編蕭夢說，「前后只有一年多時間。主要原因是中國現在的貧富分化問題已經相當尖銳，引起了高層的高度重視。」

離退休老年人上街宣傳稅法。

　　「貧富差距大、基尼系數高是很多發展中國家都遇到的問題，況且中國幅員遼闊，城鄉差距、中西部差距都很大，」趙人偉說，「但問題在于我們的調節手段很無力，導致社會免疫力低下。」加拿大1971年至1992年的基尼系數，在徵收個人所得稅后，從0.491下降到了0.359。而中國現行所得稅制體系是1994年出臺的，至今這七年恰恰是中國工業化、信息化的高速期，是社會分層最劇烈的階段。據許健2000年的推算，中國流轉稅的三大稅種占全總稅收的53.3%，其中增值稅占38.6%，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合計占16.9%，而個人所得稅只占3.9%。

　　「核心問題是沒有遵循『量能負擔』的原則，起徵點過低。」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所研究員于斌認為，「這恰恰違背了個人所得稅的初衷。」因此首先要改的就是稅制模式。中國目前的個人所得稅實行的是分類所得稅制，采取控制稅源的方法，對各類所得按來源不同分別徵收，工薪所得實行5%~45%的累進稅率，其他勞務、稿酬、特許權、利息所得稅率為20%；富人的收入大多來自股息、紅利、勞酬、租金、出場費、隱性收入、地下經濟等，難以控制無法代扣代繳。美國的做法是綜合稅制，按年收入報稅，可以更好地實現「量能負擔」，但是要求稅務機關要有很高的稽查水平、發達的信息網絡和可靠的原始資料，徵收成本高。另一種是日本方式，實行混合稅制，分類扣繳與年終報稅相結合，在日本4300多萬納稅人中，40%是申報，其余為代繳。據悉，中國最終會選擇日本模式，目前正在摸清富人的底，建立可靠的檔案資料。

　　此外，現行所得稅為地方稅，稅率「一刀切」，全國統一，地方沒有稅收立法權，國內地區差異無法體現。國稅局新聞發言人告訴記者：「這其實是個兩難的選擇，如果甲地起徵點為800元稅率10%，乙地1000元起徵稅率15%，甲地稅源就會流失到乙地，出現資金倒流，反倒不利于貧困地區的發展。」目前地方尚無得到稅收立法權的可能，而改革后所得稅將由地稅改為國稅，收入由地方與中央對半分成，中央對貧困地區承擔稅收補貼。「此外，所得稅改革成功與否，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他配套改革」，于斌認為反腐倡廉、存款實名制、完善銀行監督機制、實現稅銀聯網都是「環環相扣的步驟」。

　　在采訪過程中，無論是政府決策者、基層稅官還是專家學者，都對稅制改革慎而又慎。「美國游艇」的例子被經常提起。1990年美國國會通過對游艇、皮草、私人飛機、珠寶這類奢侈品徵收新的奢侈品稅，用以補助窮人。這直接使美國游艇產業的破產，工人失業，1993年這項稅收也在工會的反對聲中取消了。去年中國起徵利息稅也遇到過類似的尷尬，富人為了避稅提出存款購置房產，反倒使低收入者難以買到經濟適用房，而相應的房產稅卻沒有出臺。同樣，在一個平均主義與兩極分化并行、效率與公平同樣稀缺的社會中，個人所得稅的改革也將面臨巨大的風險。

兩極分化：中國現代化的又一道陷阱

　　盡管學者們普遍認為基尼系數無法準確描述中國社會的貧富差距，但這仍舊是個無法替代的表徵。《世界銀行2000~2001發展報告》中測算中國此系數為0.40，已經進入國際警戒線；清華大學李強教授的測算是0.45；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甚至得出了0.5的結論。也就是說40%~50%的社會財富集中在1%的人手中。「由于福利、隱性收入、地下經濟很難測算」，中國社科院經濟所趙人偉教授認為，「這一數字還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只有在1989年，中國社科院在現證監會主席周小川的協助下進行了較為全面的測算，當時中國社會正常收入差距所形成的基尼系數僅為0.2961，在加入非法收入后，此數值上升到0.3888。

　　在中國社科院對1986~1995的統計數據進行檢測中，只有1988年出現了標準意義的「貧富分化」，而其它年份收入差距雖然在拉大，但只是增長速度的差異，各階層都在社會進步中普遍獲益；「但近幾年出現了變化」，社會學所的李培林研究員說，「近幾年不斷出現絕對意義上的兩極分化－－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后20%的人口的絕對收入在下降，國有企業和農民兩大社會階層產生了被剝奪感，「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信號」。最直接后果就是，社會不穩定，某一社會集團不得不進行抗議，從而大量浪費社會資源；居民消費難以啟動；企業改革無法深入－－技術進不來，人員分不走，工資提不了，效率與公平都難以實現。
摘自《三聯生活周刊》2001年第2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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