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金融：謹慎開辟第二戰線

文.張良

　　豪華陣營的特殊行動

在中山大學嶺南學院，徐滇慶關于中國金融改革的報告引起了聽眾的強烈興趣。侯恕望攝

　　近期，一群大有來頭的人正在中國金融界操辦著一件大事。雖然所有的活動都是公開的，但每一個參與其事的人都異常低調謹慎，這使得整件事情不由得帶上了一種濃厚的神秘色彩。

　　事情要從今年7月9日說起。當時，一批國內外最著名的華人經濟學家聚會西安，成立長城金融研究所。這批50多人的經濟學家2/3是國內的，劉國光、吳敬璉、林毅夫、李善同、張維迎、張曙光、樊綱、……“數得出來的經濟學家幾乎都在了”，其中許多人是身處政學兩界，“手眼通天”。而其他1/3的學者則來自海外，幾乎囊括了在國際金融機構(如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亞洲開發銀行、美國中央保險公司、聯合國社會經濟部等)中的華人高層人物。所長則由海外著名經濟學家徐滇慶擔任。這樣一批人物堪稱中國經濟學界的超豪華陣容。他們要做的事情很單純，但并不簡單。即開辟中國金融的第二戰場，推動、組織真正的民營銀行的試點工作。

　　研究所成立后的首次行動是：18個重量級人物集體飛到西安，開始尋找第一個“試點”。這反映了學者們初期的謹慎：專門避開經濟發達地區，從小做起。他們試圖重組當地的一個小型城市信用社，看專家制定的新規章制度能不能用。試點報告報到高層，不料得到的批示是“此方案不可行”，不是反對學者們試點，而是說城市信用社太小，18個重量級人物去小小的信用社試點，又有各方支持，肯定可以搞好，但沒有普遍意義。應該去發達地區試點，直接搞民營商業銀行。看來，“上頭”比學者們更為急迫。

　　既然如此，長城金融所的行動方案很快調整，改到5個中國典型經濟區域作試驗，并一步到位試驗商業銀行。這5個點是：

　　鄉鎮企業模式的蘇南(江陰)、個體經濟模式的溫州(臺州)、合資企業模式的珠江三角洲(廣州)、西部地區的西安、國企集中的東北(瀋陽)。中國太大，不能搞自上而下、全國通用的一套模式，而應讓各地先行摸索，若成功再予推廣。未來的中國民營銀行體系當然不是5家這么簡單。在學者們的設想中，它最后應該達到200家左右的規模。

　　行動方案

　　在每個點，先開一個所謂“4方會議”：長城金融所專家、地方學者、當地企業家、當地官員。會上，企業家和官員的情緒往往最為激昂。對官員，試點成功既能為本地帶來實質上的融資優勢，更能成為一大政績；對民營企業家，長久關閉的金融大門一旦打開，不啻是掘取第3、第4桶金的絕好機會。討論之后的重頭戲是簽署《關于組建民營銀行試點研究的協議書》。整個項目的研究經費為100萬元。作為對比，徐滇慶說：國內某股份制商業銀行請英國人作規程方案，付費為100萬美元。“中國的學者也不能太掉價吧”。而民營企業家的感覺是：“很便宜”。相比依稀可見的巨大商業機會，這確實只是個小數目。

　　此后的工作框架是：以牽頭企業家為主體，拉班子建隊伍，討論提要求。每個點由當地最具實力的一所大學成立地方學者輔導組(約十余人)，并由輔導組執筆撰寫最后報告。長城金融所顧問專家(每個點約6～8人)負責評審，所長最后把關。而在適當時機，申請報告將送達有關政府部門審批。

　　這套體系中，長城金融所專家們的意見自然至關重要。雖然他們并非政府機關，更無最后批準設立民營銀行的權力。但作為政府在此領域的智囊，經他們之手幫助建立的銀行章程、股本結構、監管制度、風險防范措施、可行性研究等，無疑將為民營銀行的申請注冊創造條件。所長徐滇慶說：“作為研究人員，我們沒有批準的權力。不過，在另一方面，我們也許有本事拒絕不合格的申請者進入金融領域。”在中國，或許的確沒有比這更權威的專家審查力量了。

　　而體系的另一個核心自然是民營老板。銀行是以他們的名義申請，資金由他們出，今后的運作也是他們。學者們只是“扶上馬，送一程”。在長城金融所的構想中，未來的中國民營銀行應是股份制銀行，20個左右的股東，最大股東股份不能超過10%。其中牽頭者是關鍵。在中國，沒有現成的民營金融家，只能從其他民營企業中尋找。

外資銀行的進入就是幾年后的事了。

　　學者們初定的4條標準是：

　　40歲左右，1億以上企業資產(最后發現找到的資產全在10億以上)，大學文化，能夠從現有企業脫身(至少能拿出70%的時間在辦銀行上)。要實打實的制造業，最好是高科技，有一個強有力的操作班子。

　　很快，江陰、臺州、瀋陽、西安4地的牽頭民營企業家敲定(廣州的挑選因故推遲)。在青島，一個著名家電企業的老總與學者們長時間懇談，希望入圍。他的前3項條件完全符合，但徐滇慶謝絕了他：“你不行，你太忙了，企業還離不開你。當個股東吧。”而入圍的企業家則干勁十足，有的馬上在賓館開一溜房間，親自督陣干。

　　機會屬于什么樣的人？

　　在入圍企業的要求下，他們的名字暫時還無法公開。但每一家對進入金融領域實際上都有著長期的準備和經驗。在瀋陽，試點企業的人才庫早已“儲備”了36個博士、140個碩士。在江陰，試點企業早已自行組建金融研究中心，有8個碩士專門研究，其中不乏有經驗的金融從業人員。在西安、臺州，試點企業本身更是有長期積累的金融經驗。

　　自10月中旬協議簽署，任務分派。15~20天，各路專家就拿出了報告草案。11月4日企業家和學者們齊集北京大學，對4大本方案細細評點。不無巧合的是，同一天國務院也召開了有關國有銀行改革的會議，并作出了幾個重要決議。或許，這一幕將成為中國金融開放的經典畫面。中國金融的兩條戰線在這一天都面臨關鍵時刻。

　　報告的第1稿有著預料之中的種種“毛病”，現已發回重寫。按計劃，還有2稿、3稿，要一道道過關。金融是個高風險行業，所謂“小洞不補，大洞一尺五”。事前的設計規范是必不可少的。照徐滇慶的想法，民營銀行的建立，制度設計不可不慎，充分研究兩三年都不為過。但入世在即，留給中國金融調整的時間不多了。現在，“上頭不停要材料看”，除了高層重視，并已有政府具體管理部門介入。也許，在明年的某個時刻，中國金融的第二戰線就將正式建立。

　　洗牌洗不動

　　近年，中國金融的改革呼聲高漲，實在是因為其中危機四伏，已到了隨時會爆發的地步。4大國有銀行──工農中建(工商銀行、農業銀行、中國銀行、建設銀行)表面看來個個都是龐然大物，但已極其虛弱。在增撥2700億資本金、剝離1.2萬億壞賬“債轉股”等措施后，其危機仍未解除。

　　在徐滇慶看來，國有銀行的問題癥結主要在于：

　　1、政企不分，難以擺脫政府過渡行政干預。這是造成銀行業巨額壞賬最主要的原因。如根據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的報告，中國工商銀行真正自己能夠做主的貸款只有信貸總額的20%。其他80%則是政府指令發放的專項貸款和規定貸款，或者是受政府干預的貸款。

　　2、國企虧損導致銀行不良貸款日增。一位金融界人士對此有一個辛辣的評論：國有企業在信貸市場上名譽掃地，這是1998年的一個顯著變化，腐敗、賴賬、虧損，國有企業什么都沾，誰都不愿貸款給國有企業。并不是政策導向，我們的政策是多貸給國有企業，而是國有企業自己把名聲搞壞了。銀行對國有企業真是傷心，借錢就是不還，賴賬，改制，領導人逃跑到國外。如果再這樣發展下去的話，也就是說國有企業走到了盡頭，沒有錢支持了。在銀行這個市場信譽掃地沒它的戲了。

　　3、社會義務和政策性負擔使銀行缺乏獨立性。政策負擔與決策失誤難以區分。

　　4、由于地方干預，國有銀行總行缺乏對地方分支行的有效控制和管理。

　　5、缺乏必要的市場競爭機制。

　　這些因素相加導致國有銀行問題積重難返，改革太難了！成本太高了！(最新說法是銀行改革成本將高達2.5萬億)國有銀行的牌洗不動。

　　國有銀行人員臃腫，但很難裁人。向誰開刀都會由經濟問題變成社會、政治、人事關系問題。現在，最大的工商銀行82萬人，最小的建設銀行46萬人。“與其說是商業組織，還不如說是官僚機構。”而組織部挑選銀行干部則是按官員標準，遠遠談不上選職業經理人。

　　報酬制度改不了。建設銀行一度制定了新內部制度，送上去就被駁回，說是“50多處違規”，勞動、組織、人事部齊聲說不行。

　　國有銀行也無法查賬。央行曾在某地搞監管方式改革，先要摸家底。派下來200多人，搞了3個月不干了。因為查賬查到最后，工作組要變成“反貪局”了。牽涉面過廣，內部改革難以徹底進行。

　　改革的新思路

　　現在鐵了心要搞民營銀行，實在是因為在中國改舊比新建更難。

　　不僅4大國有銀行改造難度極大，連一些所謂“新銀行”也被經濟學界評價為逐步“工農中建化”。現在在中國的銀行體系中，已有不少股份制銀行。但其組建方式一般都是依托某個政府部門，自上而下組建。將國有銀行章程略作修改，人員由組織部挑選，從國有銀行成批抽調。這樣的“新型銀行”往往成為國有銀行的復制品。照樣有地方政府的參股，政企照樣分不開。國有銀行的毛病像病毒一樣傳染。即使是資本來自民間，號稱民營銀行的民生銀行，其負責人也開始嘆惜：眼看著壞賬就上來了，國有銀行的壞毛病我們全有了。

　　公平地講，國有銀行近年來的改革動作不可謂不多，力度在逐漸加大，也顯了相當的效果。但這種總在“存量”中做文章的思路的確顯出了它的巨大缺陷。修修補補的戰術上的調整并不足以改變整個行業的戰略格局。對照工業領域改革開放思路，金融領域的改革已極為落后。

　　改革20年，經濟能快速發展，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大力發展了體制外經濟。初期，在龐大的國企面前，民營經濟似乎微不足道，僅僅只是國企的“補充”。但今天，非公經濟的生產總值已達到全國總量的70%以上。在國企提供的就業和經濟增長不斷萎縮的同時，無需國家撥款的民營企業頂起了半邊天。國有銀行的改革為何不能借鑒這種成功經驗？對4大國有銀行來說，退一步或許是海闊天空。據悉，國有銀行實行戰略收縮，集中重點區域將是下一步改革的一個主要思路。

　　加緊培養“八路軍”

　　在許多有識之士看來，加快金融對民營經濟的開放有國有銀行“扶不起”的考慮，也有“鬼子就要進村了”的憂慮。按中國入世協議的規定，入世后2年外資銀行可以經營外幣業務和人民幣的批發業務(對企業)，入世后5年可以經營所有人民幣業務(對居民)，不分地域限制。這短短的幾句話的背后，是一場即將吹向中國金融界的暴風雨。

　　概括而言，國有商業銀行將可能面臨以下困境：

　　優質客戶改換門庭，導致國有銀行虧損加大；

　　存款分流導致信用危機；

　　動搖外匯存底，加大金融風險；

　　大量喪失利潤豐厚的中間業務；

　　人才競爭導致業務骨干流失。

　　更可怕的是，中國金融法律上的巨大漏洞讓我們不得不面對更大的危機。薄薄幾頁紙的《商業銀行法》在國家控制全部金融機構，以行政手段管理的時代作用不大。在“批示治國”下，領導沒有批示的自然沒有人會去做。但國際通行的邏輯則是：法律沒有禁止的都可以做。沒有明確的限制性條款的《商業銀行法》，實際給外資銀行提供了無窮空間，“在國外不敢做的在中國都敢做”。游戲規則還未重新制定，新的對手已經要進來了。打慣了“麻將”的中國金融界，面臨改打“橋牌”的尷尬。

　　形勢緊迫，中國金融已沒有關起門來慢慢搞改革的機會。在對外開放之前先對內開放已是不得不做的選擇。用專家們的話說，“『中央軍』要是頂不住了，要有一支『八路軍』和他們周旋。”新的民營銀行就是專家們寄予厚望的“橋牌手”和“八路軍”。以開放促改革，這實際上是中國20年來的一貫思路。

　　為學者喝彩

　　從某種意義上說，對內開放難度比對外開放更大。既得利益者的反對阻撓倒不足慮，關鍵是開放后的風險如何盡量減少？過去我們也曾有限度開放，讓地方大辦金融，頓時信托公司、信用社呼啦啦起來，哪個部門都辦，留下窟窿一堆。不得已又收，裁減、合并、整頓、破產。讓人好一通忙亂。

　　在現有中農工建等國有商業銀行、10個股份制銀行、300多個城市銀行、2000多個信用社的金融格局中，未來的民營銀行如何給自身定位？

　　徐滇慶坦承：我們一缺成功的經驗，二缺必要的規章制度，三缺民營金融家。但民營銀行的最大優勢在于制度創新，在于一開始就健全、規范、嚴格。自下而上的組建和競爭方式，會讓新型的民營銀行有著異常的活力。民營銀行將限定由國內人士來做，以盡快培養本土金融家。同時不吸納絲毫政府股。按過去的經驗，企業董事會中只要有政府力量，不管占多少股份，都很難按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而是一切服從政府官員。如此，才能造就一個單純的銀行，一個只需關注經營風險的新銀行體系，以避免金融市場的“一放就亂”。

　　也許在若干年后，當人們再來回想今天的這一幕時，會為這些推動中國金融開放的學者們更多地喝彩。

　　附：四種不能學--國外的教訓

　　俄國模式：采用休克療法，金融放開后撒手不管，全國一下冒出2萬多家私人銀行，其中大部份是騙子。徐滇慶在俄國見到一個教授，說俄國人素質高，一下就把金融搞起來了。但教授說：我不上當。我的學生也搞了一個證券公司，但他根本不懂證券！結果是俄國金融市場的崩潰。

　　印尼模式：特權人物辦銀行。在股市和房地產市場大肆炒作，一段時間內印尼股市上漲全球第一。出現危機時這些特權人物還會繼續制造麻煩。在金融風暴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要求印尼關閉300多家銀行中的16家。印尼央行答應并已宣布。但有份參與這些銀行的皇親國戚們不干，到最高法院控訴。印尼央行竟然敗訴，特權銀行回復營業。國際金融機構撤回原定的200多億美元貸款，印尼深陷危機。

　　韓國模式：大企業介入銀行。韓國政府為了實現趕超目標，鼓勵大企業和銀行合作，為政府目標而努力。因為政府控制了銀行的人事任免，使得韓國的8大企業集團能輕易融資，惡性膨脹。當金融風暴來臨時，大企業集團的壞賬蔓延，迅速拖垮整個金融體系，導致一損俱損。

　　泰國模式：金融門戶大開不加限制，雖然短期繁榮，但長期隱患不少。監管不力而又高度自由的結果是：進入泰國的短期投機資本遠遠超過直接投資和長期投資，并大量進入股市和房地產市場，促成典型泡沫經濟。被國際金融投機集團相中，成為亞洲金融風暴中第一只被“挑出來宰殺的病羊”。

　　教訓：不能讓高干子弟或軍隊、司法部門來辦銀行；不能讓大企業來主辦銀行；不能毫無條件地讓外國資本進入金融業。

　　摘自《南風窗》20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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