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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子龍 中美建交的重要功臣、著名美籍華人趙浩生教授的家早已“國際化”，但每年他都要回三四趟中國的家，他長年處在想家的思念之中，也常年處在回家的快樂之中。 我的家十分“國際化”──我是中國人，夫人是日本人，我們的家卻定居在美國的麥迪遜市；女兒在紐約大學教書，她的小家自然也建在紐約；兒子在泰國，找了個菲律賓姑娘做妻子，給我生了個孫子是泰國籍……看看，我這個家像不像個小聯(lián)合國？ 家這種地方，年輕的時候想離開，上了歲數又想回來。我已經到了想回家的年紀，飛走的兒女們還處在建立和完善自己小家的階段，這其中的滋味，除了我這個“一家之主”，別人窮盡其想像力也無法體會…… 我在麥迪遜有一所不錯的大房子，要講舒服是夠舒服的，但太舒服了就寫不出東西來。舒服而又不干事，最可怕的現象發(fā)生了──這就是孤獨！那股勁如百蟲咬心，正如陶淵明《歸去來辭》所言：“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 我每天早上6點鐘起床，做一套柔軟體操，然后吃早飯。飯后夫人去上班，我到門外的郵筒拿報刊，讀一個小時，又開始活動，繞著房子周圍的車道走20圈，總計有1公里。休息一會兒吃午飯，很簡單地在夫人留下的菜里放上點米飯加熱，吃過飯午睡，醒了再去開郵筒，下午中文報刊就來了，讀完了就等著夫人下班回來。親人團聚才是家，否則就只是一棟空房子，再大再舒服也不能算是家。我自己在花園里種了一片竹子，長得很好，當寂寞難挨時就對著竹子說話、吟詩。再難受了就唱，我喜歡京劇。但唱戲的都有個毛病，旁邊有琴師，面前有聽眾，才會有激情，就是自己一個人，面對一片竹子，乾嚎上幾句就沒有情緒了。 也許有人會說，你沒事不會出去串門嗎？在美國串門是罪惡，大家都很忙，沒有時間讓你浪費。訂一次約會要提前一周、一月甚至一年，沒有提前約定好不能出去亂串。我們要到紐約看女兒，還要提前申請，女兒卻經常說很忙。 我們常打電話詢問女兒的生活和經濟狀況，但她常說要保密，譬如那本暢銷書的收入是多少她就始終不說。地道的中國家庭，有人倫的聯(lián)系，也有經濟的聯(lián)系，子女不會向父母保密，父母也不會瞞著子女。我們一個是正統(tǒng)的中國父親，一個是正統(tǒng)的日本母親，又不能經常見到女兒，似乎無法表達壓在心里的親情。 當初我們剛有孩子的時候，就決定讓他們享受中國式的親情，接受最優(yōu)良的美國教育，讓他們上最好的學校──女兒和兒子的中學同學里有肯尼迪的兒子、布什的兒子，羅斯福家族的子弟也都上那個學校。暑假送孩子到貴族夏令營，寒假到歐洲旅游…… 他們果然都徹底美國化了，自信心強，干得也都很成功。兒子拿到耶魯大學的工商管理碩士學位以后，應聘到美國最好的工商業(yè)顧問公司任職，幾年后被派往泰國。 事業(yè)成功的兒女忙于自己的事業(yè)，有這樣成功的兒女，我們做父母的應該說也是成功的，可惜到老年卻要享受這成功所帶來的孤獨。家不光是住人的地方，更是心的居所，是親情扎根繁衍的地方。 我只要熬過白天，等夫人一回到家就好了，我們兩個有說不完的話，這大概跟我們職業(yè)有關。我當了一輩子的記者，教了大半輩子的書，夫人一生都在教書，每天都要說話，養(yǎng)成習慣不說不行。我講我的夢，講白天的所思所想；她講她的家務，講學校見聞，話題永遠扯不完。我們交談既不用日文，也不用中文，而是用第三者的語言──英文。 有的周末，如果是跟女兒約好了，我們就乘火車去紐約，跟女兒一塊好好地吃頓飯。兒女們沒空回來看我們，我們就去看他們，也一樣算是回家。因為回家的主要目的不是看房子，而是看人。 總之是要自得其樂，要有事干。人老了，太累了不行，可也不能閑下來，閑下來就會孤獨，孤獨就要想家。這不是有病嗎？我就在自己的家里還想哪個家呢？想大陸的家，家有自己的小氛圍，還要有大環(huán)境和大氛圍，要讓人有歸屬感，一個上了年紀的中國人老覺得美國不是家。到這時候才理解當年老舍和林語堂的心境──老舍是在大陸剛一解放的時候就回到了中國，當時他的《駱駝祥子》已經譯成英文，手里有一筆美元，有人勸他看一看、等一等再說，他說：“等不了啦，太寂寞了！”林語堂也一樣，當時他在美國出版了一本暢銷書《吾土吾民》，經濟條件很充裕，在紐約的曼哈頓島上還有一棟很好的房子，可就是想回家──在海外早就成了名成了家的人，卻還是叫漂泊，叫游子，喜歡把回國說成是回家。他請我寫一篇能表達這種思鄉(xiāng)之情的訪問記，我問他：“你住得這么舒服，向窗外一看，是五光十色的鋼筋混凝土的森林，多漂亮�！彼f：“我希望從窗子里向外一看，是綠樹紅墻。”聞一多有一句詩，“家鄉(xiāng)是個賊，能偷去你的心�！� (摘自《家庭》2000年第3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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