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中國繁榮的新動力

　　文/張良

　　站在十字路口的中國

　　當今的中國，走到了新世紀的門口，也站到了歷史的十字路口。

　　一系列的改革正在全面推進。但是，它們似乎掉進了神秘的“黑洞”，力量被消散于無形；許多刺激經濟的政策不斷出臺，但是，自1997年經濟軟著陸后，我們還沒能起飛。經濟增長速度減緩并出現某種衰退跡象。生產能力大量閑置、企業開工不足、失業增加、市場需求不旺、物價下滑、社會投資熱情衰減……

　　而在改革的推進和成效上，我們更是處在“十字路口”狀態。國企改革仍擱淺在“所有權”，金融機構的商業化、獨立性仍是遙遙無期，行政管理和機構改革的目標--建立高效廉潔而廉價的政府--仍難以成為公務員普遍領悟和實現的理念，社會保障在普及面及保障度上的模糊依舊，政府財政在大力開源節流的同時還在探索其真正職能，司法的公正和權威仍廣受關注……

　　1991年11月，當宣布“治理整頓”正式結束后，中國經濟和改革的局面仍難以突破。那時的中國，被人稱之為徘徊在十字路口。而在1997年中國實際結束“宏觀調控”，轉向“反衰退”的戰略目標后，我們又一次來到了十字路口。

　　徘徊意味著選擇的艱難。

　　為什么看似簡單的命題蘊含如此復雜的風險？為什么眾口一詞的方向會導致南轅北轍的步伐？當良心已被無數次證明了它的可疑時，有人仍把國企的根基寄托在某種不穩定的因素之上；當“入世”已是不可避免的選擇時，中美協議卻被某些人喊成“新的21條”；當腐敗已是人人喊打時，腐敗的紀錄仍在刷新……

　　改革進入“深水區”，可以摸的石頭沒有了；改革進入“地雷陣”，需要我們更仔細地辨別路徑。困難和挑戰全面顯現，機遇和風險交織并存。我相信，每一個關心中國、關心社會以及關心自己的前途命運的人都會追問：中國繁榮的新動力在哪里？

　　最新的消息顯示，日本已經走出持續9年的經濟衰退，正式開始步入回升；美國的經濟持續增長更是已經超過100個月，而且伴隨著“高增長、低通漲”的“奇跡”。越南的經濟在以兩位數增長，印度也即將進入這一“新貴俱樂部”。

　　誰在妨礙我們致富？

　　20年前，當改革開放的先鋒深圳率先喊出“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口號時，它所帶來的沖擊是現在的人們難以想像的。那時，一次對舊觀念的突破，就能讓我們在致富的道路上前進一大步。8年前，鄧小平南巡講話中的“不要爭論姓資姓社”、“三個有利于”、“要警惕右，但更要防『左』”等，又一次釋放了中國社會壓抑已久的活力。

　　此后，舊體制的障礙日益明顯，日益強烈，以致很少有人不為它付出代價，也很少有人不把失敗歸咎于它。

　　兩年前，我的一個朋友寫了一篇文章，名叫《體制不是藉口》。在這篇解剖一個國企的文章里，企業的廠長在講述他的成功故事時，也詳細闡述了他的體會：既然體制就像空氣，把我們每一個人包裹在其中，那么，你的失敗就不能以體制為藉口，因為有人能在這個體制下成功。朋友說，在多次考察了這個企業后，他也相信這一點。不久前，一個海南的知名民營企業家也表達了相同的意思，認為在政府已從市場漸漸淡出的惰況下，再藉體制來掩蓋商業智慧的貧乏是一種過時的想法了。一度，這些說法也曾讓我心動。但是，國企持續不良的整體狀態讓這種說法多少顯得言之過早。

　　沒人能否認這個廠長和這個企業家的成功，他們巨大的創新能力使他們能超越體制的障礙，進入一個相對自由的空間。而經濟規律決定了大多數企業家不能。

　　l、在大多數領域，競爭的殘酷性在增加，勝負取決于毫厘之間的差異。第二和第一的差距往往只有一步之遙。但市場上“贏家通吃”的效應卻越來越明顯；

　　2、在不久的將來，大多數領域的競爭對手將發生根本性變化。我們獨守一隅的封閉市場將因全球化潮流而不復存在。我們的企業誠然支付共同的體制成本，但對手們卻不。

　　目前，整個社會投資的2/3仍由政府主導，因為銀行存款仍主要由國企支配。體制內仍然存放著最多的資源，它的分配仍然決定著市場的運轉方向，權力從市場的退出太過緩慢，而且，贖買的代價仍然太高。我們能說“體制不是藉口”嗎？

　　僵化觀念、部分公務員和政府機構的腐化低效、特權經濟壟斷(銀行、電信、鐵路、民航、電力等)、不良法治和信用等，都在加大社會運行的成本，在剝奪全體國民的利潤。

　　繁榮的新動力

　　中國社會并不缺少推動力量。我們面臨的選擇是：

　　靠內力還是外力？

　　“入世”被許多人看作是鎖定中國改革之路的關鍵所在，也意味著更加全面的對外開放。靠外部力量來推動中國的發展進程，在近代歷史中多有先例。但外力從來無法對中國的進程起決定性的作用。事實上，當一個大國因缺乏內生動力而停滯時，沒有什么力量能拉動它。俄羅斯就是一個生動的樣板。

　　就在“入世”緊鑼密鼓地進行時，一些有識之士指出，在當前的中國，與對外開放同等重要的是--全面的對內開放，這意味著對中國所有的經濟力量，尤其是新興的非公所有制經濟在資源、市場、社會地位和法律保障等方面的真正平等對待。近年來，一直高速發展的民營經濟速度慢下來了，投資疲軟，破產增多。1999年，私營經濟的投資從1998年的2.85萬億減少到2.2萬億。在一些沿海的私營企業主中，則一直流行向海外轉移資產。經濟學家指出，這構成了經濟低迷的主因。有學者估計，在沿海的某些地區，1/3的外資企業資本來源是國內民營企業。

　　之所以要“出口轉內銷”，一是要享受只有外資才能享受的種種優惠，二是給自己的財產提供更多的保護。同時，相當部分的資產在“出口”后再也沒有回來，而是為美國、為加拿大、為東南亞國家、為南美國家、甚至為遙遠的非洲國家提供經濟增長。這其中大部分并非向高利潤地區的資本擴張，而是向高安全區域的資本逃離。多項研究表明，中國在成為全球第二的資本流入國的同時(僅次于美國)，也成了全球最大的資本逃離基地。

　　靠行政力還是市場力？

　　很多人都已注意到這樣一些事實：經過20年放權讓利的改革，政府在市場中的作用和地位已大大下降，中央財政收入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已不足兩成。行政權力所控制的國企，雖然占有大部分的銀行貸款和其他稀缺資源，職工人數也占到全國總數的一半左右，但每年奉獻的生產總值只占總數的28%左右。1985年以來，國有經濟單位固定資產投資年均增長20.5%，銀行對國企流動資金貸款年均增長22.4%，但國企產值年均增長只有7.78%。幾年來國家的數百項重點工程，大部分以虧損、中途擱置告終。國家計委“八五”以來批準的建設項目中，盈利的只有1/3……

　　在這種背景下，繼續讓市長、局長們錯位地來扮演經理的角色，依賴行政力量參與經濟競爭，社會財富的決策性流失必然成為普遍。中外的經驗已經證明，行政主導的經濟是最不穩定的經濟，是成本最高的經濟，也往往是最容易變得骯臟的經濟。一個社會健康、穩定的發展，有賴于經濟體系成熟的自我運轉。市場誠然不是萬能，但綜合了社會無數智慧的市場會讓我們減少犯錯的機會。向市場挑戰的人不啻是在向千百萬顆腦袋挑戰。

　　從中國社會內部生長出來的健康的市場力量，這就是我們的迫切需要，就是中國繁榮的新動力。它的產生，有賴于對上層建筑的重建，有賴于改革力量的推動。

　　一小步還是一大步？

　　當人們為市場力量的產生而呼喚改革時，卻聽到了兩種不同的論調：

　　一是改革已經太多了。粗粗一數，近年來的改革措施確令人目不暇接。金融、財稅、國企、教育、住房、醫療、養老保險、政府機構、糧食流通……這些以解脫政府財政負擔為主要目標的改革，因出臺的過于頻繁，以及內容的不夠明朗，直接導致了民眾預期收入的下降和預期支出的上升，成為市場需求不振的一個誘因，反過來又影響到財政收入的增加。這倒是各級政府所沒有預料到的。總理朱镕基3月5日在向全國人大代表作政府工作報告時對此強調：要提高改革措施的透明度。實乃有感而發。

　　二是改革已經不動了。認為經濟的沉悶局面要歸咎于戰略層面的改革動作太少。

　　無論對改革的評價有何不同，現在的改革與以前的改革在路徑選擇上、方式上、目標上確有顯著的區別。如果說，在1992年以前關于“改不改”的爭論還能進入主流論壇，那么，現在的焦點則是如何改？如果說，以前的改革是以“漸進改革”為特徵，那么，現在的改革則被稱之為“隱性改革”--以它觸及的深層次而被稱為“不掛牌子、不提口號的改革”。這種改革需要我們更仔細地去分辨。

　　目前，一些行政管理部門在“規范管理”的名義下已是越來越熱衷于各種“改革”。事實上，股份制改造、產權改革、破產兼并重組、房改等改革中的可疑已讓它們的推進遭遇障礙。同樣在3月5日的人代會上，朱镕基還指出：各地在落實改革措施過程中要充分考慮群眾的承受能力，原來由國家和社會承擔的費用不能轉嫁到群眾身上。

　　“隱性改革”更需要思想的引導和監督。

　　大時代需要大智慧。全方位擴大對內對外開放，把平等給予整個新興經濟力量，把力量交還給市場，讓中國的活力更進一步釋放出來，這需要往前邁進一大步的整體改革。

　　(摘自《南風窗》200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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