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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盲井》到《盲山》，兩部影片內容與命運的微妙轉變，丈量出幾年間現實題材的電影在中國走了多遠

　　★ 本刊記者/丁塵馨(文) 甄宏戈(攝影)

　　僅拍過兩部低成本電影，第一部無緣國內公映，第二部近日剛進入部分院線。導演李楊，在許多觀眾中的知名度卻不亞于目前國內的一線導演。

　　4年前，李楊處女作《盲井》橫掃世界30多個大小獎項，熱得燙手；“回家”時卻遭遇冰封，且本人受禁3年。反差的際遇卻成就《盲井》成為中國迄今最流行的地下電影，李楊也因此被貼上“批判現實主義導演”的標簽。

　　新作《盲山》依然“現實”，所不同是終見天日。從《盲井》到《盲山》，兩部影片內容與命運的微妙轉變，丈量出幾年間現實題材的電影在中國走了多遠，也映射了這位懷揣理想主義的海歸導演的“現實化”歷程。

　　“違法”導演的“現實”突圍

　　2001年，李楊開始創作人生的第一部電影。影片改編自老舍文學獎獲獎作品，劉慶邦的小說《神木》。2003年2月柏林電影節上，《盲井》力挫張藝謀的《英雄》，收獲“最佳藝術貢獻銀熊獎”。影片拍攝條件的艱辛、資金窘迫等酸楚，被其后狂攬一連串世界級大小獎項的狂喜所取代。

　　可是，很快，一片成名的李楊高興不起來了。回來之后，得知影片已經被禁。相關部門領導的態度是，這是一部“非法”電影。違反的是國家廣電總局下發的《電影劇本(梗概)備案、電影片管理規定》。規定說，“未經備案的電影劇本(梗概)不得拍攝……”——中國電影在拍攝前如果沒有報備，并拿到“拍攝許可證”，就像新生嬰兒沒有戶口。

　　李楊也不是完全不知深淺。回北京后，在回答當時《北京娛樂信報》記者的采訪中，他表示“下個月便會和電影局商討《盲井》在國內公映的可能。由于該片由海外投資，所以并非代表中國在柏林參賽……即使在一些細節上做出修改也可以接受。為此我在拍攝之初準備了四個結局。”

　　可結果依然是無果。《盲井》至今無緣公映，李楊被禁拍3年。

　　他形容自己像“斗私批修”年代跑到街上賣雞蛋的農民，農民被沒收了雞蛋、罰款甚至被抓起來，“但那是農民錯了嗎？”“改革開放以后，政策又變成鼓勵大家多養雞多賣蛋了。”

　　李揚堅持自己的想法，盜版影碟《盲井》也持續在民間蔓延。看過的人都被電影中放大的粗礪的社會現實、人性之劣驚到。礦難，當時甚至還極少出現在新聞報道中。《盲井》卻以仿紀錄片的形式，展現國內非法煤窯罔顧礦工安全、草菅人命，欺上騙下的現實；更講述了兩個同樣被礦主盤剝的礦工，利用礦主賠償受難家屬以隱瞞礦難的機會，做起私吞賠償金的“生意”以及其間他們的私心與良心的掙扎……

　　影片還不乏直剌剌的民工召妓畫面，更讓礦主赤裸裸地說出“中國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的現實——“現實”電影的力量，給觀眾帶來幾許振奮，幾多擔憂。

　　3年后，李楊開始籌拍他第二部影片。

　　第二部電影依然來源于現實。他說早在九幾年從德國回國時，就震驚于“拐賣婦女”的報道。之后這個故事一直留在腦海里揮之不去。分析之后，他做出了取舍的判斷，“這個題材，報紙、電視廣播都說了，我想應該是‘安全’的吧。”

　　越深入實地調查，收集故事的真實背景和素材，李楊越激憤于所了解到的真實：現在在中國，我們會治罪拐賣婦女的人販子，可是買人的人、那些幫兇，他們有罪嗎？他對女的實行強奸，有罪嗎？——法律上有這些規定嗎？只要當事人覺得這種“惡”不會被懲罰，他的“惡”就會泛濫。如果這些沒有解決，買方市場永遠存在。

　　電影拍完后最終被定名為《盲山》，在名字和風格上，都是第一部《盲井》的延續。

　　角色的定位也和《盲井》一樣，除了主人公，其他人在電影中都是“惡”的，他們自私、貪婪、狹隘而且麻木，他們可憐，卻更可“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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