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手機里，保存著300多個人的聯(lián)系方式。但太多的陌生電話讓我相信，在中國，可能有3000人知道我的手機號碼。今年8月下旬的某天，我躲在意大利北部阿爾卑斯山脈一個海拔4000多米的冰洞中，等待著救援的直升飛機的到來。我的手機當時只剩下半格電了。

　　突然，手機響了，但對方不是意大利警方，而是一個負責為上海某五星級酒店推銷貴賓卡的男生。該男生說話的粉脂系數(shù)直逼師洋：“請問，您是……孫先生嗎？”

　　在我32年搖搖晃晃的生命中，有人稱我“老師”，有人稱我“老孫”，還有人稱我“小孫”，但從未被人叫過“先生”。于是，我沒好氣地告訴對方：“你才先生呢，我先死。”說完這句話，我的手機徹底沒電了。

　　在我看來，只有那些能為這個社會貢獻經(jīng)典的人，才能被稱之“先生”。而2007年，符合這個標準的只有兩人——沙僧和朱駿。沙僧的貢獻在于，他某天突然奔向悟空，像哥倫布發(fā)現(xiàn)新大陸般說：“大師兄，二師兄的肉現(xiàn)在比師父還值錢啦。”而朱駿當選“先生”，則是因為申花老板現(xiàn)在已經(jīng)成了中國的“憨豆”。賽季初，朱駿說自己為球隊雙線(亞冠和中超)奪冠準備了兩個500萬美元，但賽季還未結(jié)束，人們驚訝地發(fā)現(xiàn)，這些錢還一分不少地留在朱駿的口袋中。

　　朱駿要是活在盧森堡或圣馬力諾，他可能早已成了國家英雄，因為這兩個國家的國腳，不僅有廚師、警察、漁夫、會計師，還有像朱駿這樣的超級富翁。但朱駿忘了自己是在上海，人們需要的并不是他的玩心，而是他手下的球隊，能否挽回這個城市足球的榮譽。

　　玩不是不可以，但諸事要有度。即便再有錢的人如阿布，也不會一方面向隊員整天強調(diào)職業(yè)素養(yǎng)，動輒就以此為由將某某下放，另一方面卻要求穆里尼奧將自己遣上場。像今年夏天發(fā)生在荷蘭鹿特丹邀請賽上的那些國際笑話，估計也只有在申花身上才能看到。

　　離賽季結(jié)束只剩兩輪，申花不僅兩手空空，甚至連下賽季的亞冠參賽資格都沒有撈到。當然，朱駿既不會在意球迷的憤怒，更不會在意媒體的質(zhì)疑。既然抱定了玩的心態(tài)，他要的就是王小波筆下的那種特立獨行。

　　今年被吐掉的這塊口香糖，明年依然會有人撿起來再嚼。只是要告訴那些依然癡心不改的申花球迷，不要讓自己的失望和憤怒，白白肥了黃浦江的水。(孫文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