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有制度下,公募業務的發展遭遇諸多瓶頸”,成為基金公司共同的感慨。然后,制度的變革非一朝一夕,繞開“紅海”尋找非公募“藍海”,將戰略布局延伸至“非公募”業務,則成為大、中型基金公司共同的選擇。
南方一家一線基金公司副總堅定地認為,“大力拓展專戶業務,會是該公司的主要發展方向。”相關統計數據顯示,“專戶客戶定位為中國高端理財人群,如果以海外專戶業務占比規模計算,其業務規模可能會達到五千億元以上。”
事實上,隨著基金“一對多”專戶的推出,基金公司專戶業務開始蓬勃發展。
近期中行轉債的發行使得基金專戶實力得以暴露。據公開信息統計,在中行轉債網下獲配賬戶中,基金“一對一”和“一對多”專戶產品合計高達152只。動用專戶數量在10只及以上的公司達到8家,易方達、嘉實、華夏分別動用18只、17只和15只專戶參與,此外,博時、工銀瑞信、交銀施羅德、國泰、建信等5家公司出動專戶數也均在10只以上。
此外,基金公司一度熱衷追逐的企業年金業務也遇上了“版圖”擴張良機。記者從權威部門獲悉,2010年1季度我國企業年金組合數量為1216個,資產規模達到了1871.7億元,較2009年末分別增長了14%和15%。
而世界銀行則預測,至2030年,中國企業年金規模將高達1.8萬億美元,約15萬億元,成為世界第三大企業年金市場。面對這片巨大的“藍海”,有著太多的機會等待公募基金挖掘。
面對如此廣闊的市場空間,基金管理的企業年金規模也悄然呈現幾何級數的增長態勢。以海富通為例,2006年,該公司企業年金規模僅1.15億元;2010年1季度,實際進入運作的企業年金資產已經達到110億元四年間,海富通管理的企業年金翻了近100倍,而這只是國內基金公司“打理”企業年金市場的一個縮影。
上海一合資基金公司非公募業務總監透露,國內基金公司目前負責“打理”的企業年金規模已超過1000億元,這筆龐大的資金主要集中華夏、博時、嘉實、易方達、海富通和南方基金等6家基金公司手中。
此外,目前國內社保基金的國內投資管理人共有十家機構,據某社保基金人士透露,管理社保基金規模在幾百億的公募基金公司并不在少數。憑借專業的國內市場投資經驗和管理能力,國內已有多家公募基金成為眾多海外知名機構投資中國的咨詢顧問。以海富通為例,截至今年1季度,該公司投資咨詢業務規模已經超過250億元。
尋找“非公募”業務的“藍海”,使得一些基金公司的非公募資產管理在規模上緊逼甚至超過公募業務。據了解,海富通、鵬華、長盛、招商、工銀瑞信等基金公司均有這種趨勢。
人才爭奪“升級”
無論投資思路、戰略布局如何衍變,資產管理行業始終是個以“人”為核心競爭力的行業。然而,當中國資產管理行業步入爆發式增長后,對于人才的爭奪之戰開始升級。
公募基金、陽光私募、券商、保險甚至一些大型企業,均成為資產管理人才爭奪戰的“主角”。在多方面因素下,公募基金的投資精英相繼流失,明星基金經理的任何“風吹草動”都會成為業內關注的焦點。一則“王亞偉不再擔任華夏基金投資決策委員會主席”的消息再度觸及業內敏感的神經。
對于明星基金經理王亞偉而言,有人說,他是華夏的標桿,更是公募基金的旗幟。然而,隨著最早一代基金經理的紛紛離開公募基金,繼續“留守”公募的王亞偉多少顯得有些“孤獨”。卸任華夏基金投資決策委員會主席,對于這一消息,雖然公司表示這一安排有利于王亞偉專心致志做好基金管理主業,但還是引起了不少人的擔憂。
上投摩根呂俊、工銀瑞信江暉、華夏石波、嘉實王貴文、易方達梁文濤、廣發何震、信達澳銀的曾昭雄、南方王宏遠、交銀李旭利、嘉實王鵬、泰達荷銀李澤剛……曾經公募基金的明星們紛紛“出走”,而這一長串名單,還在延續。今年上半年,華夏明星基金經理孫建冬離職,其新身份是北京鴻道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總經理。原工銀瑞信副總戴勇毅離職同樣創辦了一家陽光私募基金管理公司。之前,曾任工銀瑞信權益投資部副總監的張翎也投入“陽光私募”的懷抱,在上海創辦明河投資,并出任公司總經理兼投資總監。
除大批明星基金經理淡出公募基金外,關于基金公司老總意欲“出走”公募基金的傳聞也風生水起。據了解,南方地區某基金公司總經理和上海地區的3家基金公司均在年初相繼傳退出公募基金行業的消息。
面對公募基金人才的迅速流失,一些基金公司的高管大聲疾呼,“我們要股權!”,要求管理層允許實施股權激勵,以留住關鍵人才。上海一合資基金公司總經理對記者表示,“如果現有制度得不到改變,會有更大的離職風暴。”
激勵機制的考量,的確成為公募基金核心人物選擇去留的主要因素。“公轉私”的李旭利曾在公開場合明確表態:“如果沒有股權,我是不愿意長期干下去。”同樣成功轉型的來自上海凱石投資總經理的陳繼武也在一次公開場合表示,除了企業文化不同外,陽光私募行業的激勵機制對于公募行業人士是極有吸引力的。而且,私募行業不會“拿客戶的錢開玩笑”,這就使得該行業需要有更為完善的激勵機制安排來獲得高層次人才。
事實上,除了激勵機制外,公募基金較為單一的考核制度同樣成為基金經理出走的原因之一。很多基金公司在對基金經理的考核與激勵制度中,都把基金當年的業績表現在同類基金中的排名作為主要依據。“這直接導致基金投資中重排名、輕視業績比較基準的現象,這是基金羊群效應愈發嚴重的根源,也是基金經理感到壓力巨大、缺乏歸屬感的主要原因。”
國聯安基金總經理許小松曾說:“中國基金業的制度優勢已轉變為制度劣勢。”或許,對于已經走過12年的公募基金而言,變革已經迫在眉睫!(記者 吳曉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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