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山區行政執法局第一中隊隊長丁晶沒事上網搜索“城管”一詞，由網友撰寫的百度“知道”上，城管的釋義讓他目瞪口呆：“城管：漢語發音：chengguan英文：liverieddog釋義：①名詞：以暴力手段維持……例句：城管上道，雞飛狗跳。②形容詞：形容殘暴、血腥、恐怖。例句：你也太城管了！③動詞：等同于打、砸、搶……”

　　“城管部門本來是城市秩序的維護者，但牛氣沖天的城管往往以非法手段執法，反而擾亂了城市秩序……新中國成立60年，沒有城管的時代占據大部分時期，城市秩序也沒見得多么混亂。”還有不少人提出要取消城管。

　　“這種壓力是有形的，是隨時都能感受到的。”丁晶說。

　　在巨大的社會輿論壓力之下，城管隊員意識到唯有不斷地加強執法隊伍自身素質建設，變管理為服務，才能徹底改變老百姓的偏見。

　　5年前的一個夏天，已從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政協退休的陳靜波正在大街上走著，看到旁邊一名城管正攔住一個攤販：“主干道上不能擺攤，罰50元”，攤販嘟囔著說了幾句，城管顯然生氣了，提高聲調說：“罰100元！”

　　陳靜波看在眼里、怒在心里，作為國家執法人員，怎能如此隨意執法，想罰多少就多少。他記下這位城管胸前的編號，第二天一早，就到烏魯木齊市行政執法局紀檢監察室舉報了他。

　　“過去我們身著制服、頭戴大沿帽感覺很威風，感覺老百姓都怕我們。但現在，我們身著這身制服，感覺到的是種壓力。”天山區行政執法局局長董立新和他的隊員們越來越感覺城管不好干，四處都是監督的眼睛。

　　為嚴管隊伍，烏魯木齊市行政執法局設立了嚴格的制度，對違反規定的執法隊員嚴懲不貸。

　　2008年5月，紅雁池哈薩克村居民努某，在未辦建房合法手續的情況下私自建房，受到天山區行政執法局多次制止。努某托人找到市局執法支隊干部買某，給其4000元好處費。其后努某還為其購買煙、酒、魚等物。事情被披露后，執法局迅速作出決定：給予買某留黨察看1年、行政降級處分。并取消執法資格，上交執法服裝。

　　買某所在大隊的領導也被處罰：隊長作為本大隊工作的第一責任人，對隊伍管理有失察失控之責，在全局干部大會上做檢查；市局黨組對隊長和副大隊長進行誡勉談話；同時還取消大隊長本年度綜合治理獎及精神文明獎；扣除副大隊長本年度綜合治理獎及精神文明獎獎金的50%；扣除三大隊其他干部本年度綜合治理獎及精神文明獎獎金的10%。

　　2002年至2008年，烏魯木齊市、區兩級城管執法機關嚴肅處理了15名因多次接受轄區內經營戶宴請和違規執法的隊員。

　　嚴管帶來了隊伍面貌的變化。“以往是以權壓人，現在變成服務者，以理服人！”陳靜波發現，從2006年年底開始，烏魯木齊的城管明顯地變了。

　　“這種變化首先是我們隊伍對權力認識的改變。”烏魯木齊市行政執法局黨組書記艾沙江·買買提說。

　　公權，是公共的權力，是公眾的權力，而不是某個人、某個單位或是某種勢力的權力。公權的行使應該、也必須受到制約和限制。在該市城管執法機關領導層看來：“賦予城管的各種權力有140多項，如果不約束權力的行使，那么這些權力就會失控，就會變成牟取私利的工具。”

　　2006年，烏魯木齊市行政執法局出臺了《自由裁量權基準制度》，把各種違法行為分割成若干裁量檔次，每檔相對固定量罰標準。該局黨組成員普遍認為：“權力一方面受社會的監督和約束，但重要的，還是要自我約束。出臺這個制度，就是要盡可能地減少執法人員的自由裁量空間，降低執法隨意性，以此來約束執法者的權力，防止執法不公的現象出現。”

　　這種自我約束，從不自覺走向自覺，從面上走向細節，從提倡走向制度。

　　執法隊員小劉一次下班開著執法車回家，半路接到家人電話，相約一起到某酒店吃飯，恰好在附近的小劉為圖方便便將車停在酒店門口，穿著制服進了酒店。

　　次日他便被喚到紀檢監察室，核實事實后，紀檢監察人員立即對他作出處分決定，讓他寫檢查，并在大會點名批評。因為按規定，執法人員非工作時間不得穿制服、使用公車進入酒店等公共場所。

　　2008年年初，《烏魯木齊市城市管理行政綜合執法行政處罰案件考核暫行辦法》出臺，這個辦法對行政處罰的程序進行了細致的規范，并同考核與考評綁在了一起。

　　在水磨溝區行政執法局書記楊文忠眼里，如今要處罰一個攤販或是違法事件，成了一件并不簡單的事情。“要處理一個案件需要有30多道程序，一道也不能少，少了或是沒按要求，都會被查處的。”

　　執法被程序化和格式化，過去那種個人隨意性、發揮性被約束。從對案件處罰主體的認定，到涉嫌違法事實要件的時間、地點、違法主體、行為、性質、結果等的表述，以及作詢問筆錄時是否出示證件、是否表明身份，詢問筆錄是否被涂改、是否經被詢問人簽字確認，證據是否充分形成證據鏈等30多項程序都有明確標準。如未能按規定的程序執法，都將被相應扣分，影響考核和切身的經濟利益。 (梁建春 王雪迎 劉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