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貴州省召開公捕公判大會之后，9月18日，新疆伊犁州直公捕公判大會在伊寧市體育中心舉行，伊犁州分院對12名犯罪分子進行公開宣判。據悉，今年1月至8月，伊犁州直共打掉6個暴力恐怖團伙，抓獲各類涉奧涉恐危安人員數百人，打掉“圣戰培訓班”3處，抓獲涉案人員43人。(9月23日《新京報》)

　　公捕公判，是一種以惡對惡、以暴對暴的做法。它是以侵犯犯罪嫌疑人的人格權為代價，來顯示法律的威力，意在對潛在的犯罪意識進行法律威懾，制造“法律恐怖”。

　　建立法治社會，實行文明執法，應該是建立和諧社會的組成部分。在有些地方的司法機關，已經推行死刑犯執行前與親人合影，與家人共同進餐，有的死刑犯采用注射執行而不采用槍決，有的輕刑犯可以與配偶限期定點同居，有的可以就近回去與家人共度周末。可見，我們的司法越來越向人性化執法演變。公捕公判，犯罪嫌疑人由武警架著，用卡車裝著游街，有辱人格，不應是法治司法機關所為。

　　公捕公判，是早已過時的“人民司法”的影子。我國解放初期，鑒于嚴峻的階級斗爭形勢和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把公安、司法當成人民的刀把子，對敵人進行無情打擊，這是階級斗爭的需要，是無比正確的。史無前例的年代，把這種對付敵人的“法律恐怖”錯用于人民內部，造成了一批冤假錯案。如今，剝削階級作為一個獨立的階級已經不復存在，經過長期的和平建設，建立和諧社會、法治社會，不適宜再采用這種“人民司法”的不文明做法。司法的民主化、法制化，不應片面理解為公捕公判、人海戰術，而是嚴格依照法律程序，依法審理，有特殊案情尚且不公開審理，為何又沿用這種過時的公捕公判做法？

　　再說作為犯罪嫌疑人，依照“無罪推定”的刑法理念，他們介乎與罪與非罪之間，司法過程中已經發生錯審錯判的案例，有的甚至被處以極刑，遵照黨的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政策，重新改判，給予國家賠償。公捕公判與“無罪推定”理念相悖，僅管這種做法大快人心，得到老百姓喝彩，但作為國家執法機關，就不能以“人民群眾感覺”作為執法支撐，而應以嚴肅、公正的法律作為執法依據。筆者期待全國人大對這種已經早已過時、不適宜的執法方式作出回應。(文/孫金棟）